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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同志的率领下，越桐柏，跨豫南，闯入伏牛山，转战鄂豫陕，挺进甘陇，历时十一个月，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建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陕北补充师任师长（该师辖六个县团还有一些俘虏，也隶属十五军团）。
临行时，徐军团长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一道从鄂豫皖过来的，三年多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现在就要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转战南北，出人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还没分离过。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他，去单独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恋恋不舍。接着，军团长又安慰我说：“到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到那里以后，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关系，他们坚持创建陕北根据地，有很大的功劳，也有不少经验，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徐军团长的这几句话，是对我的临别赠言，它象金石一样，刻在了我的心坎上。他又嘱咐我以后有情况多联系。我向军团长表了决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军长，到瓦窑堡去了。
回忆徐海东同志 徐光友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每当想起引导我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这位敬重的领路人，就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徐海东同志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鼓舞我在新长征的路上奋勇前进。
一颗火红的心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由六安保卫连编人红二十七军二团特务连。同年底，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参加战斗，和他朝夕相处。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残酷斗争中，还是在转战南北、出生人死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一颗火一样红的心。
在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斗争的岁月里，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摧毁红色的土地。那时候，部队经常出没山区，辗转敌占区，在徐海东等同志的带领下，打了很多胜仗。每到一处宿营地，他顾不得休息，就到处奔走，看望伤员，分析敌情。有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红小鬼”召集到一起，亲切叙谈，讲一些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勇敢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他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红军，敌人之所以打不烂、摧不垮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作后盾。我们这支队伍就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到哪里都会很快烧起来。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郭家河一仗，以一与一百的对比方量，歼灭强敌一个旅，毙敌百余名，俘敌两千余名，缴获山炮、迫击炮九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马百余匹。接着，在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得胜利。促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苏区得到相对的稳定和恢复，地方武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徐海东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一九三三年五月，围绕七里坪战役所开展的一场斗争，证明海东同志是正确的。七里坪是黄安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在苏区中心重兵防守的坚固据点。当时的省委领导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取得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围打七里坪的错误决定，徐海东同志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他认为七里坪三面是陆，一面临水，敌人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摧残十分严重，部队面临人无粮食枪无弹药的困难，伤号不断增加，而且敌人兵力又十倍于我，围攻七里坪于我不利，应该避其精锐，打击分散之敌。省委主要领导一意孤行，对海东同志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右倾”保守。五月二日，海东奉命进入围攻七里坪的阵地。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十天后，部队连野菜、树叶都没吃的了。这时，部队又开始“肃反”，弄得全军人心惶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海东再次提出撤围，说：“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呀。”省委主要领导一听，十分恼火，说：“谁要是动摇攻打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围攻七里坪计四十三天，部队减员近七千人。为了保存党和红军的力量，海东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不怕掉脑袋，坚决从七里坪撤出了部队。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徐海东同志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在鄂豫皖苏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外大搞逼供信，乱扣帽子，随意抓人，无辜杀害革命同志。眼看我们并肩战斗的好战友进了自己人的监牢而惨遭杀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东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战斗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谁是排行老三的话，竟然被指责为是“第三党”，可能是汪精卫派来的改组派，硬是给抓起来枪杀了。海东同志闻讯后十分生气。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都冲杀过来了，而现在却倒在革命的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