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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不谈，谈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无不切齿痛恨；谈到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的罪行，则又同声谴责。就在这开怀畅变中，父亲觉得王叔叔的性格同自己是多么相似，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又从革命谈到了各自的身世，原来，王叔叔是铁路工人出身；而爸爸从13岁开始进窑厂，先后当过11年的穷窑工，真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因父亲比王叔叔年长几岁，王叔叔称父亲为“徐大哥”，父亲称王叔叔为“王老弟”。从此，几十年都是这样称呼。
抗日战争开始了。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父亲与王需求叔叔都奉命率部插入敌后。1938年初，我父亲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晋察冀转向晋西，配合王震叔叔率领的一二○师三五九旅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在此期间，他们驰骋于敌后战场，一东一西互相配合，与日寇周旋，使骄横的敌人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次，有数千名对日作战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逃了过来。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震叔叔，王叔叔果断决定，命令把这数千人全部收容下来，避免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扰乱。开始，父亲和王叔叔是互通电话联系，后来干脆把指挥部移到一处。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互相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敌后仗打得很顺利，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很成功；他俩共同为党的洛川会议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38年6月，我父亲在町店战斗以后，身患重病；8月，奉命回到延安。王震叔叔仍留在晋西北。从此以后，无论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年代，或是在推翻蒋家王朝决战时期，他们时南时北，转战各地；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他们才又重新见面。在这将近20年年头里，尽管云山阻隔，但他们心犀相通。1940年1月，父亲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因多次身负重伤，旧病复发，王叔叔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前来看望。
1956年，父亲在大连休养，王叔叔专程从北京去看望阔别将近20年的老战友“徐大哥”。父亲得知王叔叔要来看他，接连几晚兴奋得睡不好觉。王叔叔一到大连，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从车站直接赶到了父亲的住处。两位老友见了面，激动在流下了热泪，一再拥抱，互相说着：“我们终于见面了。”接着，两位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分别后的情形。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先后9次负伤，抗日战争的后5个年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中，有时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打游击，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逃出来。在病中，父亲几次口吐大量鲜血，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都得以转危为安。所以王叔叔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父亲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当天，他们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二天，王叔叔一早又来到父亲的住地，他们继续尽兴而谈，同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旅大市负责同志想请王叔叔去旅顺参观，王叔叔谢绝道：“我是专程来看望徐大哥的，不是来参观的。”由于工作繁忙，他第三天就返回北京了。
党的“八大”以后，父亲由大连迁居北京，王叔叔与父亲来往就频繁了。那时父亲的身体善比较好，可以起床活动了，他就急于要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王叔叔深知我父亲的病情仍然不轻，总是耐心地安慰他等病愈后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