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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