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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一九五○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一九五○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①
①金山，《莫将血很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①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九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从此，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一九四六年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二十八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十四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
“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①
①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三十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