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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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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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