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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