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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唐纳拒见江青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