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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