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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江青！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着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嗬，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及了黄敬，谈及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也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