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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