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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吗？”
巴里和我决定，我们必须马上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华盛顿，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政府呢？我有个主意：我可以飞到加尔各答去，找几个人组成一个内阁，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就会既有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府了。
巴里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决定，我第二天就飞往加尔各答。
我想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建立一个为孟加拉人的广播电台，这样，孟加拉国内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了。我想，应该在一个可移动车辆上架设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它将在孟加拉境内广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追击，就可以移动到印度边境一边。我有六千美元，应该够买一个发射器的预付款了。
我们还向一些大使馆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在缅甸大使馆，我们要求缅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军队的人们开放边境，我们会募集资金去资助孟加拉难民。在斯里兰卡大使馆，我们要求斯里兰卡拒绝飞行于孟加拉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所有巴基斯坦军用与民用飞机着陆。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用民用飞机将军人与装备弹药从卡拉奇运到达卡。在印度大使馆，我们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礼遇，那儿的官员们想了解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孟加拉人外交官的情况，想了解我们的领导人的下落，还想了解我们是否已经以美国为基地建立了组织。我们要求印度向难民开放边境，允许逃亡的孟加拉人自由进入加尔各答，并且对持巴基斯坦护照的孟加拉人放宽签发赴印签证。
那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地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政府的问题。我们稍稍变动了一下早先的计划，决定 M。A。哈桑（M。A。Hasan）马上动身去加尔各答与阿加塔拉（Agartala），与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领袖们取得联系。然后他通知我去和他会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来埃纳耶特卡里姆家做礼节性拜访，当时我们正在用晚餐，我们几个人连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进了一个顶楼的房间。我们在那儿一声不出地静悄悄地坐了两个小时，这样，那位大使就不会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着三个反对国家的活动家了。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4）
第二天，哈桑按计划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和阿加塔拉。他从加尔各答发来的电讯很辛酸，他对那些领袖们表示失望，并劝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纳加尔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开展运动，争取孟加拉国为世界所承认，并呼吁停止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军事援助，恢复谢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内科医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尔（Mohammad Alamgir）博士的领导下，孟加拉人美国联盟在纽约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创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联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筑师，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Sears Tower）就是他设计的。沙姆苏尔巴里成为那个组织的总书记。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时事通讯》（ Bangladesh Newsletter）。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定期从我在纳什维尔的帕拉龚坊（Paragon Mills Road）500 号的寓所出版这份时事通讯。寓所变成了一个通讯中心，电话终日响个不停，人们从北美和英国打来电话，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关战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于在华盛顿的孟加拉人的努力，还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对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我负责信息中心创始初期的运作，然后，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组织校园研讨会。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我们为未来的孟加拉描绘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我们想要坚持民主制度，我们想要确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选举的权利，想要确保人民摆脱贫穷。我们梦想一个庄严地树立在世界各国之林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乐幸福。
1971 年 12 月 16 日，孟加拉赢得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百万孟加拉人丧失了性命，为了躲避战乱，一千万人逃亡到相邻的印度，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强奸与其他暴行的残害。战争结束时，孟加拉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被摧毁了，成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 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 20 英里，占据着 1900 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 H。I。拉蒂菲（H。I。Latifee）
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 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