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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了个《及其广大草》，又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个秀才在卷上写诗讽刺道：”广大何容一物胶，满肠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色变草包。“但鲍政依然我行我素，调任湖北时又出一个《下袭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秀才们又是大怒，有人写诗骂他：”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中藏，侮圣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鲍政批阅考卷，见此诗，心中气极，又想自己实在出题太怪，也只得忍气吞声。
康有为颇自负，曾说：“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谏逐客书》为第一，贾谊《过秦论》第二，其次则司马相如、刘向、刘歆、谷永、扬雄、匡衡诸家敦厚典雅，皆含经义。”而其讲文往往出乎本题之外，如讲韩文公《马说》，首言：“吾读《马说》则生无限感慨。昔戊戌变法，劝德宗辟新疆全省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为扩充骑兵之用。日本岛国不足虑。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余愿辅德宗为成吉思汗也。”至下课，则文公《马说》一字未谈。
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有为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李瀚章曾以知县身份晋见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见。行礼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后，裕泰对其他官员说，你们看见李瀚章了吗？此人架子大，日后名位一定不亚于我。李果然做到总督，外号李大架子。中国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独具。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记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经向冯桂芬提过娶妻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当新妇过门后，他立即发现，此妇“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一连几顿吵闹过后，不由得使郭嵩焘大喊倒霉，埋怨“冯景老（冯桂芬号景亭）误我”。
1897年4月，熊希龄与蒋德钧一道，专程赶往湖北，面见张之洞，请准湖南省内河通航。蒋申述来意后，张谈湖南情况特殊，不得援苏、浙、赣行轮之例，要慎重行事，从长计议，宜缓不宜速。熊希龄忍不住反问：湖南人不能办轮船的特殊性在哪里？眼看外国商轮可直抵湖南内河，而不准本国人置轮开航，怎样向国人解释这种慎重？张之洞答不出话，悖然变色，即端茶送客，由于激动，茶碗盖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场礼仪，气焰才有收敛。
清末大臣刚毅极受重用，而此人不学无术，错别字脱口而出，其低能闻名遐迩，推荐人才时竟说该人和黄天霸的水平相当，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称作王，皋陶的“皋”读作“臬”字。当时流行七律一首，讽刺其低能，诗曰：“帝降为王禹舜惊，臬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黄金起，师弟师兄保大清。”
张继是同盟会员中的一个好打手，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常由张一马当先，跳上台去把保皇党说话的人拉下台来。国民党老人说，张继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对孙中山说，袁世凯早晚必叛民国；如果他做了国会议长，就有资格容易见到袁，必要时可以对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为国除害。中山先生见其志可嘉，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做了参议院议长。
王氏侍佣周妈
王湘绮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佣周妈正位中宫，但两个儿子不答应。好在当时周妈名气很大，王到东到西，一定要带上她；有人请客，也要连带请上周妈。王到北京，坐着马车拜客，也有周妈陪同，周的名片上写着：“王氏侍佣周妈。”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民国时期，政客徐光弼与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将赛金花介绍给后者，魏倒也凑趣，说：“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他与赛金花十分投缘，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劝魏，好端端的别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属于我，有何不可？！”
田桐为人偏激。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后，他认为同梁启超的争论是“无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党人的“价值”，是“耻辱”，提出应以暴力手段对付之，“力不足以诛梁启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实现“政党内阁”，提议取消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合组为国民党时，他力加反对，“拍案痛骂”，使会议无法进行。后见孙黄同意，才不再坚持，而变为国民党实现政党内阁的勇士。在国会里他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议员，发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称为“田三句”。在竞选活动中，他为拉选票到处奔走，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以手枪相威逼。
民国初，民国政府与逊位大清帝国之间往来较多，遗老们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贵者，孙宝琦曾为大清山东巡抚，摇身变为民国政府里的国务员，贵为外交总长。一次，孙与赵秉钧等国务员到大清小朝廷来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发现了老朋友，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你是谁？你是哪国人？”孙给老友问怔了，梁提高嗓门：“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人围在中心。孙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1912年6月，唐绍仪辞职，陆征祥代理总理，继而奉命组阁。他向参议院提出补充六个阁员名单，亲自到会宣布“政见”，开口便讲“补充阁员名单”好比“开菜单作生日”，使全场哗然，成为笑柄。至于“政见”，一句话也没说。议员们对他大失所望，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阁流产。
民国期间，曹锟唆使张绍曾以内阁全体总辞职、军人索薪等手段驱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将总统大印秘藏。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率军警上火车索要总统印信。黎问：“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想想。”
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当上了总统，却因内外交困不能施展其总统的威风。他对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为奇，到黄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呢？”太炎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他答：“暂时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说：“浙江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说：“那么怎么办呢？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才认真地磕了一头，算是拜了师。
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