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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为汉奸行为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苦熬，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山东范县跑得更快，其县委书记宣布，范县两年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书记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李敖买下“国泰信义公寓”一套房子，发现有问题，就去找公司理论。老板蔡万霖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蔡愣住了，看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以为李敖有来头，一下子软下来，答应赔偿。
“文革”末，周一良、汤一介、林庚、魏建功为江青收罗进“梁效”写作班子，时人对其投靠“洞若观火”，舒芜诗作《商山四皓新咏》得多人唱和。而四人不思反省，汤在其自传中坦言当年如此考虑，一认为毛泽东完全是对的，二进“梁效”写作班子后不会再有人来批斗自已；周一良传记《毕竟是书生》，则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柏杨被国民党逮捕，调查局的官员刘展华对他软硬兼施，刘说：“你只要坦白，自由就立刻可求。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柏杨不愿屈服，刘展华就猛抽柏杨双颊，据柏杨说：“拳头像暴雨般猛击我的脸部和前胸，我挣扎着，但他的皮鞋连着踢中我暴露出的小腹……”
依附第三十
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命开中门及暖阁迎接，而且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盖朝廷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才能鸣炮开中门相迎。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皆因其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张之洞特预为媚之耳。
左宗棠驻军汉口，奉命去镇压新疆叛乱时，恰好哥老会头目（人称大龙头）犯法逃到汉口。左正准备从汉口开往西安，忽见队伍自动集中，排成十几里的长队，非常诧异。不久接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巨匪要从汉口逃往西安，着地方查办。左摸不到要领，无计可施时，忽见队伍更形活跃，说是去欢迎大龙头，左更莫明其妙。幕僚说：“军中士兵上至将官都是哥老会中人，所谓‘匪首’就是他们的大头目。”并建议：“大帅最好加入哥老会，做大龙头。不然，我们无法到新疆。”左听后便去开山，做起大龙头来，收留会党，这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新疆。新疆因此有了哥老会。
康有为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又赴上海设分会，请张之洞列名，张发电报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对象的皖抚朱家宝（他镇压了熊成基起义），不但没有被动“一根头发”，反而摇身一变，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宝座。孤云说这些人是：“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
章太炎看到孙中山在广州护法的事“难就”，就想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招西行。孙派人劝说：“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为人望。”章回答说：“此如弈棋，内困则求外解。孙公在广东，局道相逼，未有两眼，仆去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总代表任仆可也。”孙从之。
袁世凯曾向梁士诒说：“财政窘迫如此，交通部总要帮忙才好。”梁答说：“只须大总统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称：“每月须有四五十万才好。”梁立即爽快答应：“就是五十万可也。”
辜鸿铭：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张勋复辟期间，陈宝琛极为活跃，他对溥仪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使溥仪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处理黎元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陈当时脸色铁青，几乎失去了控制地对溥仪说：“梁鼎芬见黎元洪力劝他离开总统府，遭到拒绝，他这样拒不受命，请皇上赐他自尽吧！”溥仪以为过分了：“民国对我不是也优待过吗，我刚一复位，怎么能就赐黎元洪死，这是绝不应该的。”陈气呼呼地说：“他岂但不退，还公然拒绝梁鼎芬劝告，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民初，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小朝廷，遗老旧臣们多方求援。载涛之子溥佳对罗振玉等人的表现印象深刻，罗矢口不谈什么借助外力（暗地里与日本人联系），两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来京时，总说是没回家就来到北府，向溥仪和王公们报告他在津与段会见的经过。当时溥仪以及王公们对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赞许，他总是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气说：“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尽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罗看成一个“忠贞可嘉”的人物。
张宗昌有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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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提出“成立五院实行法治”的主张，以便再度与蒋介石合作。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他的口头禅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喜怒无常，他毫无怨色，还对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1942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蒋廷黻的演讲以中英文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