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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的具体化,他称陶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列宁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魏金斯基曾与陈独秀一起去见陈炯明。陈炯明给他的印象是:“意志坚强,遇事非常镇定,从他的谈话内容和态度看,他是个清教徒类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谈论着孙逸仙,但认为孙是个理想家,而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邓铿曾为弥合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人评说两人: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张奚若说:“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适: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张学良: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
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张群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个完人。
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李公朴称武训为“现代的圣人”。武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因其没有文化,外人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熊十力极少称许别人,但他对马一浮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马一浮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
钟开莱是数学天才,年轻时却受过林语堂影响。许多年后,钟已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他特为去香港看望林语堂——晚年的林语堂一度住港——钟看后大失所望,说他看到的林语堂“精华全失”。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陶孟和说丁文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张申府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说: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说张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的可快。”
徐悲鸿: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傅斯年说: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