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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读书也用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最后改定的遗嘱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好色但不迷色，非色鬼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年年难过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两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乡下人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新三从四德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教授不敢向学生提问
教授不敢向学生提问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失脸面，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
张光直一生给无数人写过推荐信，而有一次，一学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单位要这个学生的结婚证，但该学生的结婚证弄丢了，用人单位请证人写证明材料，于是请了张光直先生。张证明说：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至于结婚证不见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说不定我的结婚证也找不着了。
不……着……急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行前，潘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7分钱，花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执意亲自赴京，黄倾囊而出，给了他40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先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对党“咬牙切齿”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10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一手抓着花，一手抓着钱
一手抓着花，一手抓着钱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