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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存一笔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即便是存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柜里的30万也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笔钱是准备在逃离这个地区时以应急需要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30万也不足供我的家用20年。
在宣布判决前不久，我同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谈妥了一桩股票生意。此人叫伯尼，是公寓住房、空调方面的大亨。他的父亲是早期的黑手党徒。他本人则更多地在黑手党外围活动。伯尼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也许他有办法。过了几天他把那位朋友带到我下榻的饭店。这家伙叫安东尼奥。伯尼说他是个机敏、狡猾的人。他们俩认为，如果我能搞到500万美元偷来的股票，安东尼奥可将股票换成价值400万美元的咖啡期货合同。虽然这种期货合同今年只值400万元，但是明年可值500万，甚至更多，我同意了。
我马上飞到布鲁克林去找坎贾诺。他有500万元的海湾和西欧的股票，是从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来的。他要5％的佣金，即25万元。我同坎贾诺谈妥，把股票转交给伯尼和安东尼奥。
在我能赚这笔钱（大约300万元）之前，我不得不坐牢去了。我没有再听到伯尼或他那个朋友吭过一声。他们拿着所有的钱溜走了。伯尼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坎贾诺，他也不认识坎贾诺。
一切的一切（包括与卡尔迪洛所做的保险公司的买卖、与伯尼干的咖啡期货合同、我在信贷买卖中投入的10万以及在银行租用保险柜内存放的钱），加在一起我至少有700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一切。布拉克和我与一个名叫马文·卡格尔的小伙子酝酿过一个新计划。此人是里维尔黑手党老头领卢·福克斯的外甥。
福克斯死的时候，卡格尔从马里兰州赶来了。但是他不是为了参加他舅舅的葬礼，而是先找到一辆汽车。福克斯在这辆车的行李箱中放着一个轮胎，轮胎里藏着几十万元的钞票。
卡格尔有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一面，因此布拉克和我同他说好，以20％的回扣从梅斯那里购买价值差不多200万的有价证券。我做成了这笔交易，并且与梅斯约定，由他们去取证券。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生意也做成了，这时我已在牢里。在我坐牢期间，他们把这些股票卖了。布拉克应该把我那一份（大约75万元）替我保存好。当然他没有这样做。
布拉克还应该代表我在运动员俱乐部的利益，以及代表1968年他、奈德和我共同投资买的一块地皮的利益。这块地皮在马萨诸塞州韦斯顿市相当高级的地段。我们是从奈德知道急等用钱的某人那里买下的。他卖给我们时，这块地皮值30多万，可是我们只花了12万现钱。现在它起码超值60万。我们每个人可得20万。我可从未见到一个子儿。
反正我对布拉克很信任，真是拿他当自家兄弟对待，我不听塔梅莱奥与帕特里阿卡的劝告跟他交往，把他在一生中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一些买卖的份额分给他，将他领进黑手党人的圈子，没有我他永远也进不去的。一直到我1969年5月遭到车祸住进医院为止，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这时我从范伯格那里知道，他没有把范伯格和我们一道干的信贷买卖的3万多元的利息付给范伯格？范伯格气得要命，我也对布拉克非常不满。就将偷来的有价证券的支票兑现这一点来讲，范伯格对我有如黄金一样宝贵。金鹅是不能被人宰杀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布拉克另外一些事，这样我明白布拉克必须滚开。我必须干掉他。
1969年6月30日早晨，我想干脆躺在床上，把全部可恶的事情忘却。天气晴朗，我真想坐到游泳池旁休息。但是我不能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必须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前一阵子我的两个能干的伙计到运动员俱乐部办公室来。他有9张弗鲁特联合公司的空白支票，有一张已经签了字。我让女秘书哈维把签名转到6张支票上。我们把填在支票上的钱数以杂费的名义记在俱乐部帐上，说明开支票的人在旅游赌博中输了这些钱。
我轻而易举地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兑换了一张7500元的支票，其中3000元计在开支票人的存款项下，4500元记的是他还赌债的款项。在其他银行兑换了另外两张支票，也没有碰到麻烦。一共我们骗了弗鲁特联合公司2万元。我们从一家与弗鲁特联合公司在纽约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得知，该公司在银行的周转户头上有好几百万美元。即使一张支票大到100万元以上也可以兑现。世界各地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到这个户头上。
我想兑换一张大额支票，看事态如何发展，如果一切顺利，我将获得巨大成功。于是我想去找杰里·迈耶斯，他是波士顿船行的老板。我想让他兑换一张95000元的支票。他已经答应给我把现金准备好。如果没有什么麻烦，我还想把弗鲁特联合公司狠狠敲一顿。真该死，我不得不坐20年的牢。
这天，在我送儿子戴维去骑术学校的路上，我被逮捕了。先被送到波士顿联邦调查局总部，然后进了伍斯特地区监狱。
在28年的犯罪生活中，我被捕过32次，但是最多两三天就释放出来。这次在伍斯特是给粘住了。
联邦调查局的人把我送到刘易斯堡监狱，布拉克就开始行动了。他卖掉我们俩共有的一切，卖掉运动员俱乐部，他取走同卡格尔做证券生意中我的一份和我投入高利贷买卖中的10万元。
他取走了租用的保险箱中的一切存款，私吞了属于我的400多万元，这笔钱是给布兰琪和孩子们准备的。他带着钱去了西西里岛，准备在那里隐藏起来。至少有6件案子可以把他送上法庭，每桩案子我都可以作证。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找不到他，也不能把他带回美国来。一旦他被送上法庭，我将十分高兴作证。他们至少会判他200年徒刑。
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不坐牢，布拉克和卡尔迪洛也不可能骗我的钱。帕特里阿卡有一条硬性规则：他的人赚的和存的钱受到保护，不管这个人坐多久的牢。这样布兰滇和孩子们就不用受苦了。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没有失去自由，能够关心我的事务，我就决定不开口，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们不在，而安朱洛和赞尼诺对我和我的家庭不管不问。我想，就为这个原故我对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仍然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始终诚实、公道。因此我也拒绝控告他们。
假如丹尼·蒙达瓦诺不因新泽西的证券买卖入狱，我的钱也不会丢。我入狱之前，同样保护了他的利益。同帕特里阿卡一样，我也遵守这条固定的规则：保护为我干事的人的家庭。如果他们进了监牢——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就设法让他家里的人每周拿到一个装钱的信封。圣诞节或感恩节我到他们家里看望，给孩子带去玩具，另外再给点钱，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节日。例如同我一起抢过银行的埃尔·贾德入狱后，圣诞节我到他家里，给他妻子莉莲500元，给孩子们他们喜爱的玩具。
因为布拉克和卡尔迪洛骗走了我的钱，我才对黑手党感到恼火。但是这不是我坦白交待的原因。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落到我的家庭头上。我的家庭是首位的。在我的生活中，它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今天也是如此。
经过与密探的谈话我才明白，布拉克、赞尼诺和其他黑手党人偷了我拥有的一切——几百万美元，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我除掉。我的肺都气炸了。我真想把监狱的铁栅栏折断。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绝望。我在蹲班房，妻子布兰淇需要帮助，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然后布兰琪告诉我，她的处境很糟。她在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周薪75美元。她不愿意接受救济。“我不懒……感谢上帝，我没有病，”她说，“我会尽可能地养活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这对布兰琪来说很困难。她40岁了，已有20年没有工作，现在她每天早晨就得去苦干。我注视着她，心想她要经受多少的痛苦埃现在我才明白，过去这么多年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赚过这么多的钞票，我认识这么多的骗子、小偷，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抵得上我的家属，现在我已为20年徒刑抛弃了一切。在这些年中，从我过去骗银行的年代开始，布兰琪就呆在家里，料理家务。我在家的时间不多，也许每周有一两次回来吃晚饭，可是只要我在家，她就象对国王那样照顾我。我的饮食是尽善尽美的，我的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