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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想到了德·莱纳夫人。他的多疑几乎使他只能接受此种由对比激起的回忆，于是，他感动得心中涌起一股柔情。收容所所长的房子的外观更加强了他的这种心情。他们带他参观房子。一切都是华丽的，崭新的，家具的价格都一一报给他听。然而于连只觉得有某种丑恶的东西，散发出偷来的钱的气味。包括仆人在内，这房子里的人都像是严阵以待，准备迎击轻蔑。
税务官，间接税征收人，宪兵长官和两三位公职人员偕同妻子来到。跟着又来了几位有钱的自由党人。仆人通报入席，于连早已很不痛快，这时想到餐厅隔壁就是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这种种向他炫耀的俗不可耐的奢华，那钱说不定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从配给他们的肉食上揩下来的油。
“现在也许他们正挨饿呢，”他心想；他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吃不下东西，几乎连话也不能说。一刻钟以后就更糟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那是一首民歌，应该承认，还有点儿下流，是一个被收容者唱的。瓦勒诺先生朝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看了一眼，仆人走开了，很快人们就听不见歌声了。这时，一个仆人递给于连一杯莱茵葡萄酒，杯子是绿色的，瓦勒诺太太特意提醒于连这酒在产地每瓶就值九法郎。于连拿着这酒杯，对瓦勒诺先生说：“他们不再唱这首下流的歌曲了。”
“当然，我相信他们不再唱了，”所长答道，很得意，“我已命令这些叫花子不要出声。”
这话于连听起来是太过份了；他的举止能符合他的身份，可是心还不能。他尽量经常施展他的伪善，还是觉得有一大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他试图用绿酒杯挡住，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赏这莱茵葡萄酒了。“不让唱歌！”他对自己说，“我的天主！你竟容忍了！”
幸亏没有人发觉他这不合时宜的温情。税务官哼了一首保王党的歌曲。大家合唱叠句时，于连的良心突然说：“原来这就是你将获得的肮脏财富啊，而你只能在这种场合跟这样的人一起享用！你可能会有一个两万法郎的职位，然而当你大口吃肉的时候，你将禁止可怜的囚徒唱歌；你举行宴会所用的钱是从他可悲的口粮中偷来的，你举行宴会时他将更为悲惨！啊，拿破仑！在你那个时代，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争得荣华富贵，那有多美好，现在却要卑鄙地加重穷人的痛苦！”
我承认，于连在这段独白中表现出的软弱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他很可以做那些戴黄手套的阴谋家的同党，他们声称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全部存在方式，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声受到一点点损害。
猛然间，于连想起自己的角色。人家请他参加这样高朋满座的午宴，不是让他来胡思乱想一声不吭的。
一位歇业的印花布制造商，身兼贝藏松和于泽斯两个学士院的院士，从餐桌的另一端向他发话，问大家都说他在《新约》的研究中取得惊人进展可是真的。
一下子谁都不说话了；一本拉丁文《新约》神奇地出现在这位博学的两院院士的手中。根据于连的回答，他随口念了半句拉丁文。于连接着背下去，他的记忆力忠实可靠，这件奇事受到七嘴八舌地赞叹，那种喧闹劲儿只有在宴会结束时才会有。于连看了看那几位太太的红扑朴的脸蛋儿，其中有的长得还不错。他特别注意会唱歌的税务官的妻子。
“当着这些夫人的面说了这么久拉丁文，真不好意思，”他望着她说道，“如果吕比纽先生（就是那位两院院士）肯随意念一句拉丁文，我不接着用拉了文原文回答，看能不能即席翻译出来。”
这第二个测验使他的光荣达到顶点。
席间有好几位富有的自由党人，然而他们也是有可能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们的幸福的父亲，因此上次布道以后突然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表现出这种政治的精明，德·莱纳先生仍不愿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老实人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在国王驾临本城那天看见他骑在马上，于是就成了最热烈的崇拜者。“这些傻瓜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厌烦这种他们一窍不通的圣经风格呢？”相反，这种风格的奇特让他们开心，他们笑个不停。然而，于连厌烦了。
六点的钟声响了，他严肃地站了起来，谈起利戈里奥的新神学的一章，他得把它记牢，第二天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是让人背书给我听，也让我背书给别人听。”
众人听了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维里埃人所说的机智啊。于连没有坐下，大家也就不顾礼仪地纷纷站了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勒诺太太把他多留了一刻钟，请他务必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滑稽透顶，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出。然而他并不加以纠正。“对宗教的基本原理多么无知啊！”他想。最后，他鞠了一躬，以为可以脱身了，然而不，他还得领教一篇拉封丹寓言。
“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作家，”于连对瓦勒诺太太说，“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大人的寓言竟敢对最可敬的事物大肆嘲笑。他受到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严厉谴责。”
于连在离去之前收到四、五份午宴的请帖。“这年轻人为本省增了光，”宾客们很高兴，齐声说道。他们甚至谈到从公共积金中拨出一笔津贴，让他去巴黎深造。
正当这个贸然提出的主意在餐厅里引起回响的时候，于连已迅速地跨出大门。“啊，流氓！流氓！”他连着低声喊了三、四次，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此刻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贵族，长久以来，他发现在德·莱纳先生家里人们对他的种种礼貌的深处有一种轻蔑的微笑和高傲的优越，因此很是反感。他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区别。“忘掉吧，”他边走边对自己说，“甚至忘掉他们从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偷钱，还禁止他们唱歌！德·莱纳先生何曾想过要对他的客人报出他拿出来的每瓶酒的价钱？可是这位瓦勒诺先生呢，他在反复列举他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他的房子、他的产业等等，如果他老婆在场，就总是说您的房子、您的产业。”
这位太太看来对财产的快乐很敏感，午餐中间，她还跟仆人大吵，因为他打碎了一只高脚杯，让她那—打杯子少了—只；而那位仆人回答她时极不客气。
“怎样的一帮人啊！”于连想：“即使他们把偷来的钱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朝一日，我会暴露的；我不能不让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表现出来。”
但是，依照德·莱纳夫人的吩咐，此类午宴必须参加多次；于连走红了；人们原谅了他那身仪仗队服装，或者更可以说，那种冒失正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很快，在维里埃，问题只是看谁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斗争中获胜，是德·莱纳先生还是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马斯隆先生一起形成一种三头政治，多年来在这座城里说一不二。人们嫉妒市长，自由党人怨声载道；但是说到底他是个贵族，生来就高人一等，而瓦勒诺先生的父亲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一笔六百利弗尔的年金。对于他，人们得从怜悯过渡到羡慕，怜悯的是他年轻时穿着一套蹩脚的苹果绿衣服，羡慕的是他的诺曼底马、金链、巴黎买来的衣服和眼下的发达。
于连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芸芸众生中他以为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一位几何学家，姓格罗，被看作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于连发过誓只对自己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事情，因此只能对格罗先生也疑虑重重，他收到从韦尔吉来的大包大包的作业练习。人家还劝他常去看看父亲呢，他履行了这倒霉的义务。一句话，他相当成功地挽回了名誉。一天早上，他突然觉得有两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醒了。
原来是德·莱纳夫人，她进城了，让孩子们去管那只一路上带着的可爱的兔子，自己大步登上楼梯，先到了于连的房间。这时刻柔情缱绻，只是太短：孩子带着兔子上来，他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这时德·莱纳夫人已经躲开。于连热烈地欢迎他们，还有那只兔子。他仿佛又回到了家，他觉得他爱这些孩子，喜欢叽叽喳喳地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声音之温柔，小小举止之单纯和高贵，都让他感到惊奇；在维里埃，他是在粗俗的行为方式和令人不快的思想中呼吸，他需要把这—切从他的想象中清除出去。永远是害怕匿乏，永远是奢侈和贫穷之间的撕打。请他吃饭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