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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仍未废弃，继续执行。因此秦国由落后而先进，从贫穷到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雄厚的大国，并开始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秦国强大的压力，使其它六国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各国君主纷纷争取盟国，力图联合抗秦。可是六国彼此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难坚守盟约。秦国却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从中破坏它们的团结，或联齐伐楚，或约楚攻齐，各个击破。所以，六国联合以抗秦称“合从”，与秦联合攻击它国称“连横”。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从，或连横，明争暗斗，瞬息万变。二百多年来，七国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战争，直至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为止。
游说诸侯的风气，春秋末期，孔、墨两家已倡之在先，不过他们当时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止兵“非攻”，，还没有象后来从横策士的那种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就有“处士横议”（指春秋以后各派人物“乱发议论”）（《孟子·滕文公下》）之讥。孟子和张仪都先后游说过梁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并没有听从孟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轲……适（至）梁（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则见以为（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而不切合实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崇尚）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善），而孟轲乃述（讲论）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当）者不合（不合于游说对象的要求）。”当时人们都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动，大可以统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国家）（《韩非子·五》）当时诸侯国君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领导诸侯），或成就王业（统一天下）。从横策士正抓住这一点进行游说。苏秦说秦惠干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秦策一·第二章》）范睢说秦昭王说：“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张仪说秦惠王说：“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韩非子》初见秦同，或以为韩非作。）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辞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可以把脑袋赌上。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周末“邦（国）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这就活生生地写出了战国时期“以攻伐为贤”，从横捭阖，风云变幻的政治外交形势。《战国策》中评价苏秦相赵以后的作者说：“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秦策一·第二章》）当时一位从横家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无事）。”（《孟子·滕文公下》）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从横家外交活动的真实情况。
二
历代持正统儒家观点的批评家都对《战国策》加以贬低，甚至把它定为“毒草”，要大家“锄毒”。汉代刘向认为它“不可以临教化”（《战国策》书录），就是说，它没有宣传儒教，所以不能用来“教化”人民。宋代李格非说它“浅陋不足道”（书《战国策》后），因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为“浅陋”。曾巩更认为这是一部“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子固序》）因为暴露了许多反动统治阶级黑暗丑恶的东西，所以被定为“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做反面教材，让“当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部“邪说”，这样就容易禁绝。这些批评，正可以从它们的反面来肯定这部书。《战国策》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下面就简略地就某些方面做点介绍。
（一）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赵惠文王死后（前266年死），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侯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侯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地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齐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威后这种“民为本”，“君为末”的观点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能）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辛弃疾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劄子》）黄宗羲也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民本“思想在中国源既远，流又长。赵威后重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她反对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后继续问”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威后认为，于陵子仲上不能对国君有所帮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对外又不能联络诸侯，修好邦交，这简直是给人民做榜样，带头不给国家做事；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杀掉？赵威后痛恨于陵子仲那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正表现了她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韩非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贪）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轻这种人，要把他们除掉）。“赵威后似乎有点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不然。她这样公然宣称，不只是对于陵子仲和齐国的看法，而是对所有象于陵子仲这样的人及齐国的这种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