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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谁不知道中国是趁火打劫，现在关键是怎么办，没有与美国开战的时候，日本自会断然拒绝。上一会就是如此，现在嚒，谁敢呀？
中国都不用对日本宣战，只要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日本的底气就不足了，多半连东南亚都保不齐。如果中国更进一步，对日实行贸易禁运，日本就得一败涂地。
内阁会议史无前例的沉闷，天大一个黑锅摆在众人面前，谁也不想开口。众所周知，中国是趁火打劫的高手。日本的形势如此不利，怎么看，结果也不会乐观的。日内阁成员都深明法律，知道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一个个鼻观口口观心，好似入了定——这一招就是有名的“非暴力不合作”。
在日本，政治家是一份危险的职业。如果丢掉台湾，不仅前途暗淡，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像日置益签署了一个《青岛条约》，多少年都不敢回国。最后在“二二六”也难逃一刀之灾，险些一命呜呼。
别人可以装聋作哑，外长丰田却逃不掉。在近卫的询问下，丰田吭呲半天，憋出了一个字——“拖！”
“拖”，是个好办法。古人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都是“拖”的妙处。
但近卫却险些没把鼻子给气歪了，十分不满的“哼”了一声。
“拖”也需要条件的。中国那里武器禁运议案，下周就要表决了，众议院完了，就是参议院，然后总统一签字就会生效的。满打满算也就一月半月的时间，日本哪里拖的起呀？！
不管中方是怎么考虑的，议案一通过执行，到时候，日本的麻烦可就大了。
近卫一气之下，挨个询问。
……
然而，世界上有些问题，注定是无解的。近卫的逼问没有什么效果，就连海相米内也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大家的意思很明确，身为首相，就要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重大的问题要担当起来。
直到近卫生无奈地宣布会议解散，台湾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
此后，近卫向裕仁请示时，裕仁的态度也非常暧昧。上一次的决定，被很多人认为是错误的，这次可要小心从事。裕仁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求他一定要把问题处理好。
“处理好！”说的容易……近卫的心情之郁闷不必多说。
日本内阁的决策无果，但行动却很迅速。别的不管，先与中方展开谈判，拖延时间。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先谈前两个问题。
于是，中日谈判和日本政府的军火大采购，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采购不必多表，无非是飞机、大炮、坦克、舰艇什么的。日本人倒是秘密提出购买千里眼（雷达），却被中国拒绝了。
日本在驻菲美军问题上，很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表示愿意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谈判。在中方答应保密以后，也同意在战斗结束后，把战俘和美国侨民，交给中国。
保密主要是防止此事鼓舞美军的士气，使其拼命抵抗。
在美国侨民方面，日本曾试图反对。因为美国已经把日本在美侨民，都关进了集中营。日本想用这来说事，但中国的态度很坚决，别的地方我不管，菲律宾，中国是保证过的。形势所迫，日本很是委屈求全。
美国比我想象的还要现实，没有断然拒绝。而是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赔款、撤军和停战等等，好像是美国胜利了一样。估计比日本还能胡绞蛮缠的，也就美国了。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反而提出缴械等八大要求。
一来二去，双方的条件都现实了许多。
美国只保留了停战谈判的要求，日本也说，可以保留随身武器。但两方的谈判条件相去甚远，美国也缺乏诚意。秘密交涉很快就被终止了。
美国提出这些要求，一来是拖延时间，能停战正好加强防御；二来是明白菲律宾守不住，希望能把当地驻军，撤退到澳大利亚，与澳军合兵一处。
这些要求，都被日本拒绝了，美国也就无意交涉下去。至于日本提出的全面停战和谈的想法，美国考虑都没考虑，就一口回绝了不得。
我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也是表示中国的歉意——在菲律宾问题上，中国是保证过的。对于最后的结果，我倒没有什么期望。
关于中国贩卖武器装备给日本，美国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抗议。
这个问题很麻烦，董浩然考虑以后，决定董氏完成以往的军火交易后，不再接受日本新的武器订单——包括日本此次的订货，董氏也没有接受。这是一个姿态，董氏的主业在中国，但董氏是在美国起家发展起来的，美国部分占了近三分之一，也不可小视的。加之，董氏与美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没必要为了挣点儿小钱，破坏了关系。
我的长子董浩然是39年举家回国的。董氏的主业在中国，总要熟悉熟悉，再者说，太平洋局势紧张，他待在美国，也不方便。
日本人的抵抗是艰苦卓绝的，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阻挠武器禁运议案的通过。然形势比人强。在我强有力的暗地里支持下，8月下旬该议案顺利的在众议院通过。
日本人还不肯低头，企图负隅顽抗，9月初参议院一审未通过。但我怎会罢休，不等日本人高兴，9月11日，《武器禁运法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该议案规定，从1941年11月1日开始，中国应严守中立，禁止一切武器运往两国，无论该武器是何时签约，这一法案为期六个月，到1942年5月31日结束。
然后，视效果再讨论决定，是否将其定为永久性法案。
这下子，日本可就慌了神。
当天下午，近卫的越洋电话，就打到我这里。
如果说近卫在电话里苦苦哀求，那是不现实的，但其言辞之恳切，可以用低声下气来形容。
好说歹说，我总算答应试一试。但我警告近卫，议案交到了总统的手里，我也没有把握。如果总统坚持签署，或者已经签署了议案，那就谁也没有办法了。
当晚，近卫在电话里，尽量的镇静自若，但听我说“成了”，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其紧张地心理表露殆尽。
今卫紧张的不是武器禁运。六个月的武器禁运期并不长。日本暂时还是居于优势地位。就算这一法案的的通过执行了，短期内也不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法律和政治，都很讲究先例。在法律上，一个先例，往往会成为后来法官的判案依据。在政治上，也差不多，都会为后来者不断引用。一旦武器禁运成为法案，就会成为一个合理合理依据从而被不断引用。
夸张地说，中国一直在美日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的，略偏向于日本，武器禁运极有可能成为其偏向美国的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单单是《武器禁运法案》六个月后成为永久性法案，就绝对不是日本能接受的。甚至于，中国进一步把武器禁运，扩展到贸易禁运，那日本就不战自败了。
如果日本一败涂地，中国参与其中，痛打落水狗，对日本宣战，也不是什么希奇事——中国要保持地区平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参战势在必然。
政治这东西，当时看起来异想天开的事情，也都发生过的。
近卫松了口气，可不是我想要的。
我很直白的提醒他，即便总统同意不签署议案，国会三次通过后，也会自动成为法律的。而且，中日间关于台湾问题展开谈判的消息已经泄露，我是暂时给按住了。但这样的事，有一就有二，谁也不知道会在何时被披露出来。如果日本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此事，后果不容乐观的。
近卫连声说道：“是是是！”
近卫撂下电话，擦了把汗，心想，‘民主有什么好的？言论自由，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若是中华帝国哪里能有这许多事……’
顺便说一句，日本人认为，国家的发达与否，与制度无关。日本人经济战后的迅速恢复发展，更多的是源于普及教育、大批的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
形势逼人，近卫不得不马上行动起来。第二天，元老、重臣和内阁成员就被召集到裕仁面前，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台湾和北库页问题的解决原则。
过程不必详表，反对的占了大多数，还有极个别人叫嚣着战争——被无视了，近卫眼看不妙，坚决果断地承担起了责任——此事处理不好，板子总是要打到他身上的。如果因此导致战败，他的下场一样凄惨。
近卫表情坚毅果决，举止从容不迫，谈话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