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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极力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内地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
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内地，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内地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归属感，他坦承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①有人说：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①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①
金庸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内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②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金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③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会，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①其实金庸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
② 《最最伟大的三结合》，《明报》1973年4月22日。
③ 牧夫《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力、事业和家庭》，《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采访金庸时说：“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想跟大官交往。”③
金庸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④
① 《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 《金庸小说的情感系统》，《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95页。
③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④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三、入世与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头，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