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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①
① 《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 柳苏《话说金庸》，柳苏编《香港的人和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页。
②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396页。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①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
① 张五常《我也看金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64页。说非常有益，至少没有太大的害处的一个娱乐品，有些读者看了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我就尽了我的责任。①
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②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③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①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138页。
② 柏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89页。
③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楔子。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①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