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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彭定康时代，突然之间，香港中文报刊的水平向下急堕。今日香港报纸的读者，人人摇头叹息……①
二、《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
1993年11月25日，在香港开幕的一个新闻研讨会上，金庸作了《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的演说，提出新闻工作者有一份重大的社会责任，即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揭露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对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②
1994年3月12日，香港大学举行“香港讲座：十年过渡的记录（1984—1994）”活动，他用英文演讲《大众传媒与开放社会》，称香港是个开放社会，人口98％是华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有自由、一个法治的社会之中”。“一个人民教育水准颇好和资讯充足的社会，不会容许长期受到欺骗和恶意误导。这是开放社会的最重要的优点，大众传媒在社会里起着创造、促进和保持这个开放特质的作用。”香港的大众传播必须忠实，这不仅受道德上的约束，也受到市场的现实所支配。读者有选择的自由。③
相隔五年半，1999年10月26日，“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他作了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做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做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我们传播媒介，如同军队、工农业一样，要为这个大战略目标服务，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
① 《什么东西退步了？》，《明报月刊》2002年7月号，21页。
② 《金庸散文集》，227、228页。
③ 《明报月刊》1994年5月号。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确不能干预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干预，但新闻机构的方针政策，却完全由机构的主持人决定。记者、编辑必须听命于总编辑，而总编辑必须听命于机构老板。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那又怎样呢？“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效劳”是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①
当年12月，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全文刊载时加了个“编者按”：“他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而又风趣地阐述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还谈到了提高报人素质和办好新闻教育问题。这次谈话所涉及的观点，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香港的老报人之口，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这篇谈话引起海内外舆论的瞩目。《明报》旧部、文字之交董桥读到这些观点，12月28日在《苹果日报》“时事小景”专栏发表《金庸在杭州的谈话》说：
金庸这样坚决的立论，似乎建基在谈话中的三项观察：第一，传媒是保国为民的重要工具，笔杆子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毁政权；第二，目前中国政权十分稳固，应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和爱沙尼亚所见的人民生活，远远不及杭州人；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言行不一，最终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写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报人查良镛先生。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阅历丰富，随便说说传媒问题，肯定影响深远。查先生这篇谈话虽然是在杭州发表，我在香港拜读，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对西方和香港的传媒运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看齐，那倒是香港传媒人要从头学习的课题了。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①
① 《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7—19页，文末注明：记录、整理者：万润龙，经金庸本人审定。
两天后，金庸在《明报》回应说，董文“语焉不详，断章取义”，并公布讲话全文，他在前言中说：“谈话在内地发表，情况自与资本主义之香港环境歧异，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为感。”
有人指出他讲话“互相矛盾”，他一面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一面又说“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2000年1月20日，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写了《新闻何价？——与查良镛商榷》一文：
……我绝对不同意查老所说的，美国的传媒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道远比“大跃进”期间，一小亩地可种出数十吨粮食的“为国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处，是美国要“颠覆和侵略”中国。历久以来，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②
1999年10月，《明报月刊》出特大号，“新中国五十年总评说”专题的头条就是金庸的《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帮”后，踏上开放改革的康庄大道。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①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4—155页。
②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69—72页。
循着这些思路，我们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讲话。然而，香港的董桥他们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衔以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辽宁师大、吉林大学等内地大学先后以名誉教授相赠。
1998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转任新合并组成的浙大党委书记。1999年，浙大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1985年张浚生到港任职不久，就去拜访金庸，他以白兰地酒招待，两人从此结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
75岁高龄的金庸对浙大学生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浙大的学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称小师弟、小师妹，在黑板上写了‘欢迎大师兄给我们讲课！’的字。”①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他则说：“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有中文、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些我懂得，我可以给学生讲课，教新闻也可以，我办过报纸，新闻意识我也懂得，还有国际关系，还有社会学，我也研究国际法，所以也懂得。七个系（之中）六个系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这个人文学院院长我有资格做。”②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① 田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