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是舍不得的。《明报》由我一手创办，我一直看着他成长，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在感情上我怎么舍得交给别人？但要《明报》能成功地办下去，我则只能放手……
① 《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明报》1993年4月2日。
② 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309页。
《明报》改组当天，于品海宣布，收购明报企业纯粹是商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不涉及政治，更不会涉及《明报》一贯的编辑方针。现在明报企业的市价每股约3元，即使有人愿意出价20元，也不会转让。金庸充满信心地对外界说：“虽然《明报》的股权有变，但报纸、杂志的编辑权仍由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说，于品海向他保证，决不干预明报企业的报纸杂志编辑事务，因为于也认识到，明报企业最大的资产应该是《明报》和《明报周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编辑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会愚蠢到来干涉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人才。他们达成协议前，于品海承诺不会辞退《明报》的旧员工。至于控制权，金庸表示，这是他和于品海商量后自愿放弃的。况且他对权力本来就不热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彻底退出《明报》的具体事务，只是同事们一再挽留，他才答应再干几年，这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业，对他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访学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他认为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代，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兴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巧合：开国不久，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无秩序状态，国家遭遇危机，通过一场小小的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国家因此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
金庸一讲完，就有一位外国教授起来提问：“中国现在实施开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二、三代，请问你是不是暗示，中国将会有一段富强繁荣的时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历史命定主义者，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容忍与改革永远是有益的。”①
当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圣学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事先我担心不被牛津大学选上，选上之后觉得很光荣。我在中学就梦想能到牛津或剑桥去读书，这个梦想不能实现，常常觉得乃终生遗憾。现在能以相当于教授的资格去讲学、研究，高兴得很，觉得这个机会不能放弃。如果可能的话，后年我还想到剑桥做些研究。学术上要真的做出点成绩出来才行。②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不久，即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他在伦敦说，“希望仍以香港为长居之所，能出门游历天下，以偿多年的心愿”。“他之来牛津也是同样的心情。他感叹少年时正逢国事蜩螗，他求学的年月自浙江至重庆，亦因烽火而饱受颠沛无定之苦，如今得来此著名的学府，感到很开心，恨不得再装点书箧，重为学子。”③以后他到剑桥读博，此时就埋下了伏笔。他对英国情有独钟，对美国则一辈子都很反感。他曾对陶杰说，“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
访学半年，转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无失落地对记者说：“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创作工作。”④
① 《明报月刊》1999年10月号，14—15页。
② 杨莉歌《金庸传说》，294页。
③ 《明报月干》1992年4月号，13页。
④ 杨莉歌《金庸传说》，293页。
多年后金庸还说：“我在牛津大学做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五、“放下无求心自在”
1966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那时，外人并不知道金庸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①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金庸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从不干预。合作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从未看过一次经理部的大小账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金庸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②“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①
①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② 《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明报》1974年5月20日。
长期以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个月间付出的装订、印刷费就有1。632亿港币。金庸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②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1。7亿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③
第二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作“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为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