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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④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⑤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页。
④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283、286页。
⑤ 李多钰《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抠门的老板”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①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②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③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84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5页。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6页。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①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电子书下载，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① 《“帮主”的心事谁人知》，《杨澜访谈录》2007Ⅱ。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页。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①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03页。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