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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并论，比较好些。”①他说的是实话，不只是谦虚。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数十年后，《大公报》老同事黄永玉还很不理解：“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回忆，当年追读金庸武侠，到书店租阅，晨昏颠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应的“现货”为止，看“书剑”时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榄一样细心品味起来。
1948年生于香港、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吴霭仪说，“金庸小说是陪伴着我长大的读物，骗去了我不少的眼泪和梦想”。从8岁看《碧血剑》起，金庸的每部小说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小说是十分危险的，有时工作太紧张，临睡前顺手拿来看几页调剂调剂、松弛神经，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边工作一边打呵欠，还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约制。”②
经济学家张五常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陈省身、华罗庚、黄昆、王选、周光召、许倬云、金克木、陈世骧、夏济安、李欧梵、冯其庸……这些海内外学者都被金庸的武侠作品吸引。余英时60年代在美国就看他的武侠小说，1971年回香港，就请人介绍自己与金庸认识。
①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112页。
②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女子》，明窗出版社2000年版，9页。
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温瑞安，在马来西亚念小学时，开始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计或租或购，直到上大学还在狂读，最后也走上了写武侠的道路。
“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没有看过金庸小说的。一来外国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娱乐，二来长久与家乡分隔，很渴望多接触一些中国人的东西，比如看中文书、吃中国菜，等等。金庸小说娱乐性高，而且充满中国文化味道，于是便成了留学生的热门消遣，许多金庸的忠实读者，都是在留学时代开始迷上金庸的。”①刘绍铭说，在华侨小孩中，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会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读物”。
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西贡有二十一家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也在同时连载。越南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香港人论政，常会举出他笔下的韦小宝、令狐冲等人，“这当然反映出这一类读者的水平，无法用较高层次的人物和事件来说明问题，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这种虚构的武侠人和事”。②
自1959年以来，十几年间，正是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成就了他的事业，使《明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娱乐小报，成长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从三个人发展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明报企业集团。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1页。
② 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368页。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①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①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①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报》在这里十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纸”，70年代正是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时，《明报》却是香港严肃报纸的代表。②1975年，金庸说起《明报》与别的报纸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明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我们的内容均朝着这个方面读者的兴趣走”。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相继问世，《明报》系统在“五月风暴”前后的四年间迅速成长，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报业集团，不仅雄踞香港、东南亚新闻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领域，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1969年5月20日，在文华酒店的报庆酒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告诉金庸，最近到欧洲、美国出席学术会议，已记不起有多少学者、留学生问起《明报》《明报月刊》。金庸在《明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欣慰地说：“随着报份的增加，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断扩大。目前《明报》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国或到外国留学的颇多，其中一部分是《明报》读者，他们到了外国之后仍旧是《明报》的读者。”但他表示一点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满，反而很担心，怕他们的能力和配备当不起这种种眷顾。
一、明报王国
因为《明报》的印刷质量不佳，特别是图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们向德国订购了一部柯式卷筒机，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质。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社评里提到，几个月前，以50万美金订购了美国高斯厂的巨型高速柯式轮转机，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质最高的印报机。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14、57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1页。
说起《明报》的成功，金庸认为，机器、纸张大家都可以买到，但能否将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其他琐事、日常的业务等不需要经过他。①《明报》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报纸。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评《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中回忆，十五年来，最初的校对做了《明报》经理，记者做了总编辑，港闻编辑做了出版部经理，画广告样子的职员做了晚报的经理，打杂的工友做了印刷厂厂长，“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和资格，大家从很低的职位做起，十五年来始终为《明报》服务”。沈宝新称之为“兄弟班”。金庸说：“我们的缺点是制度十分不严密，迄今为止，还像是一个大家庭式的企业，今后应当尽可能地制度化一些。优点是具备一种愉快的工作气氛。”被叫作大姐的孙淡宁说：“在办公室里开心得不得了，比在什么地方都高兴。”
到1979年创刊二十年时，《明报》篇幅增加了八倍，发行量扩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员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报》三十年时，金庸给员工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和金牌，获得廿五年以上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