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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① 胡菊人《明月去来——记查先生的几句话》，《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6—17页。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①
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②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③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④
①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页。
② 《明报月刊》2006年4月号，40页。
③ 陈子善《三百期有感》，《明报月刊》1990年12月号，128页。
④ 胡菊人《中华文化救亡的实践者》，《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0页。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72页。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①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① 《明报十周年纪念》，《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明报周刊》创刊号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①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