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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①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①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0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6页。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②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①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9—110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4页。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①
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阅读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电子书下载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小说、香艳小说，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小说、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①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5、656页。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①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②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配有大幅插图。第五期起增加字数，每天由一千字扩充到一千二百字，第二天又增加了四百字。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
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是《明报》的招牌，吸引了一批追读者。7月3日，“神雕”连载未久，“明报之友”专页刊出读者赖辉的来信，还有金庸详细的回信，他说，“目前可以说的，主角是杨过而不是郭靖。……不过郭靖将是个极重要的配角”。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2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1、294页。
9月27日，报纸上没有刊登“神雕”，编者就得解释，作者有病，暂停一天。第二天还是没有登，又要解释：“金庸先生不适，读者函电纷驰，小说明天见报，神雕迷请释念。”编者还说，这两天编辑部接到许多电话，还有读者亲自送来函件，或问病状，或问“神雕”今天可否刊出，昨天将消息告诉金庸，他在病中非常不安，但力不从心，未能成文，再停一天，今天无论如何可以写了，希望读者再耐心等一天。可见这个连载对于《明报》的重要。
“神雕”接着在香港市民中风生水起的《射雕英雄传》往下写不是无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已拥有大批读者，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明报》能奇迹般地活下来，首先是他的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