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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6页。
五、初入《大公报》
当时有400多万人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是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大公报》的发祥地在天津，此时上海版却已成为《大公报》的重镇，也是国内舆论的重镇。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的生命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①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另外被录取的是蒋定本和李君维，张契尼、李象伟、程法伋三人名列备取。②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① 以前都说报名的人多达3000人，查良镛也这样说，与事实不合。
② 特约记者《关于招聘翻译》，载《大公园地》复刊第13期，1947年11月5日。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吴鼎昌1935年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辞世，开创《大公报》新局面的三巨头只有胡政之还在主事，在上海《大公报》执笔政的是总编辑王芸生。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①
① 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48、49页。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园地》刊载了查良镛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说录》，他说“自扁其说”是许君远先生新发明的说法，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错误或自我嘲笑。在报言报，做“翻译”即翻译，他译了九则，距“十全”之圆相差一条，以示其“扁”。这些有意思的译文正是他初入《大公报》时心情愉快的小小见证：
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社会人士大哗，议会要求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
……
一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要人之后，总编辑问他：“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嗯！你把他的话写一个专栏。明天见报。”……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①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