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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忠认为，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有关法官向被执行人泄漏审判秘密，并公然煽动当事人威胁、围攻全国人大代表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对于无视法律判决和裁定、盗卖查封物、雇人到法院无理取闹，并威胁、围攻人大代表的台乡旅游公司秦宝启等的犯罪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王维忠说，尽管我们明知这个案子有很多违法之处，但作为人大代表，我们只是对其违法行为提出监督，但绝不干预法院独立办案。
他担忧地说：“我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多家司法单位的特约监督员都公然受到非法威胁和恐吓，就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了。不惩治违法法官及对抗法律的人，我们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人身安全就无法保证。尽管如此，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忠实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信念我始终不变。”
他在提交的制定“监督法”议案中呼吁：要依法保护人大代表的权益，要立法明确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职务。
在我国现行《宪法》、《代表法》、《组织法》中，都明确规定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却没有人大代表履行监督职务的实施细则。
人大代表在休会期间可参加由一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检查和视察，并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这里面多数是走马观花，甚至是走形式。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建议和意见，对因公、检、法执法不公，徇私枉法，违法裁决等制造的冤假错案，只靠人大常委会监督是很有限的。首先，工作量之大往往达不到如期效果；其次，更多有冤情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很难直接把他们的冤情反映给人大常委会；另外，由于某些工作人员与“两院”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只进行“文字旅行”，多数冤假错案难以纠正。
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人民的纽带，是反映人民意愿、替人民说话、帮助人民解决问题的知心人，人民对政府工作有好的建议、意见，人大代表应该给予充分反映。对法院因违法裁决而制造的冤假错案，在认真听取当事人详细陈述案情和仔细阅读判决书后，要认真查阅相关法律，认为确有冤情的案例，人大代表应该进行事后监督，向法院提出建议和意见，但不能干预法院办案。
王维忠深有感触地说，在法院裁判后确有冤情的案例，甚至经过多方上访，已成“告状无门”的案例，在人大代表的监督或协助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抗诉后，最终得以纠正的案例不在少数。然而有的案例，尽管有地方党委、政法委、人大等各级领导作过批示，最终还是得不到纠正，成为“死案”。
他为此大声疾呼：应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应该在“监督法”中把人大代表的监督功能写得更具体些。
王维忠认为，《宪法》和《代表法》赋予人大及其代表的权利是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特别是监督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工作，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王维忠表示，作为人大及其代表，今后应加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特别是民事审判及其裁决后的执行这两个群众反映最突出的环节，应列为人大监督的重点。
曾有人对人大代表监督法院工作产生过误解，认为这种监督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王维忠曾就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进行咨询，答复明确表示，人大代表是人大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监督是一种职责，是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的一部分。
第九章 监督司法腐败
为做好事反被伤害案亲笔上书公安局长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曾向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从此成为一座丰碑，也成为做好人好事的代名词。几年前，曾在网络上流行过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歌，此歌也使歌手雪村一举成名。2004年初秋，在东北的长春，一位年轻人也做了一回雷锋。可是，当他高兴地把捡到的钱包交还给失主时，对方不但没有半句谢意，反而把他当作小偷毒打了一顿。之后，他又被扭送到公安局，再次被打得满身是伤，直到警方了解到真相后才放人，至今无人理睬。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我们姑且称这位“东北雷锋”为小李吧。时年25岁的小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吉林某中医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为人忠诚老实。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这天黄昏，小李回家时，在自家的楼道口发现了一个钱包，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还以为是谁临时忘记了。可等他从楼上下来时，那钱包依然还在。他赶紧捡起来，冲着楼道大喊了几声：“谁的钱包丢了，谁的钱包丢在楼道口了？”在他的高声叫喊中，有几个人过来看了看，但都摇摇头离开了。见叫了半天也找不到失主，着急的小李就打开了钱包，发现里面钱不多，但有几张银行卡和一张身份证，而且里面还有几张名片。于是，他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对方是一位中年妇女，接到电话后问：“我是去你们那儿看朋友时不小心掉的，里面的东西没有少吧？”小李连忙说：“哪会呢，里面的东西我动都没有动，我只不过是为了急着找人，才找出了里面的名片。”那女人接着又说：“既然是你捡到了，那就请你明天中午帮我送到南关汽车站附近吧，到后就电话联系，我再当面致谢。”终于联系到了失主，好心的小李想也没想，就马上答应了。第二天中午，他按约定赶到了南关汽车站边。然后电话告诉对方，他已经带着钱包到了指定地点。五分钟后，正在他东张西望地等待失主时，突然冲上来两个长得五大三粗的陌生小伙子。其中一个冲着他问：“你是送钱包来的吗？”小李一愣，问道：“失主来了吗？好像是女同志吧？”那高个男子回答说，失主是其母亲，叫他快把钱包交出来。但小李还是很小心地要求对方说出钱包的外形和里面的东西，对方根本不听，还凶狠地骂道：“我看你是存心想来敲诈我们的钱财。”说罢，两个青年不由分说围着毫无防备的小李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那位女失主跑了出来，又让她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青年人扭着小李，来到长春市公安局七处报案：这人捡到我的钱包后，就要挟我，要我给他一笔钱。两名接报的警察将鼻青脸肿的小李强行铐上手铐，带到公安局。一进屋，他们就将小李铐在暖气管上。小李申辩道：“我好心给人还钱包，反被打伤了，你们警察怎么不了解情况就这样铐人？”一个胖警察冲上去就给了他几下。小李不服气，拼命地大声叫喊，结果又挨了几下。幸好另一个警察见小李直喊冤，这才阻止了同伴施暴。经再三询问，并经多方了解，他们才确信小李是被冤枉的。在作完笔录之后，被铐了两个多小时的小李，这才被释放，但打人的警察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身上到处是伤的小李满怀屈辱，踉踉跄跄地走到无人处大哭了一场。由于身上都是外伤，他担心父母看到会伤心，就去医院买了一些药，躲到单位里住了几天。唯一的儿子几天都不回家，接电话时总是吞吞吐吐，两位老教授急了。于是，老两口急忙找到儿子的单位，他们看到白白净净的儿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精神恍惚，好像变了个人。在二老的再三追问下，小李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老两口一听，不由怒从心头起：儿子明明是做好事归还人家钱包，不但得不到感谢，反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哪还有公理？更令他们愤怒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警察居然也这么不讲理，不但没有查清真相，还不问青红皂白地打人，真是无法无天了！当天上午，他们来到公安局，找不到领导，就找到了法制科。法制科的人不痛不痒地作了一番了解，就让他们回家去等候消息，但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回音。打电话过去，对方总是支支吾吾地找借口。铁了心要为爱子讨说法的老两口又找了检察院、政法委及人大等几家主管部门，但令他们大失所望，还是没有人管。就在老两口满肚怨气，投诉无门时，一位在吉林大学工作的同学告诉他们：你们去求助中日联谊医院的王维忠教授，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肯定会管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