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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突然被广州国家安全局第四分局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由非法拘禁。在经历了11天的无辜羁押后，满脸沧桑的我不得不匆忙赶回京城。待我到朝阳区人民法院见到逯法官时，即遭个子不高、但脾气不小的逯法官痛骂一顿，当时我的代理律师王江华和一位女书记员也在场。逯指责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回来太晚，还说这宗案子事实清楚，案由也简单，他们很想早点结案。逯艳光多次警告我：不经他同意，不许就此案接受任何新闻媒体的采访，更不能随意写报道。2001年5月，逯艳光又多次要求我陪他飞往南方对案情调查取证，此时因官司早已负债累累的我实在无钱陪同，只好以工作太忙而婉拒。对方尽管不高兴，最后还是独自专程飞往广东和湖北调查取证。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位逯法官从南方回来后，态度判若两人，他几次把我叫到法庭，一再劝我撤诉！他称，如果你听我的话撤诉，对各方都有好处。他居然还称邓世祥的行为是一种正常行为，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见我不答应，逯艳光竟多次在法庭上对我粗言恶语地威胁起来：“我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你再不撤诉，邓世祥完全可以告你诽谤罪。”我一听急了，忙据理力争道：“我的自诉案，证据充分确凿。邓世祥对我的诬蔑和诽谤都是白纸黑字，你还可以对其笔迹做鉴定。我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我为何又成为诽谤者了？”逯艳光忙岔开话题，硬生生地扔下一句话：“我不管这么多，反正你得撤案！”期间，他还公然对我叫嚣：“邓世祥对你构不上任何诽谤，只能怪当初立案庭的人水平太低，立错了案。”我反驳道：“这是刑事案，立案庭法官水平再低也不至于会立错案！人家可是依法办事。再说，你刚开始不是连续三次以‘诽谤罪’为名，发公文约我和代理人来法院谈话吗？这难道也发错了？”逯艳光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我压着心中的火气，回敬道：“逯法官，我可以告诉你，要么你依法开庭审理此案，要么你依法驳回，我可以再上诉，但我绝对不会自动撤诉的。”他几次威胁无效，又见我态度坚决，最后只好悻悻作罢。奇怪的是，逯艳光法官每次约我到法庭谈话，都是他独自和我见面，也就是说，他在法庭上对我几次恶言威胁及独自约谈，都有违司法程序。在我翘首期盼开庭时，2002年6月22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本案诽谤地不在北京”为由驳回了我的自诉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玉胜及国学法官学院的张泗汉等法学专家的大力帮助下，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时，我重新补充了一份证据，那就是由北京市公证处公证邓世祥两年来在近两百家网站上发布的诽谤文章的公证书（那可是对方真名真姓的恶意诽谤，其内容与他寄给有关单位的一样，且后面还留有联系电话），以及三位著名法学专家对本案论证意见等有关新证据，一起交给法院。有关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师作了调查，但从此杳无音信。直到2004年6月，当我的律师多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询问案情后，对方却称：他们早就发出裁定结果了！直到2004年10月底，还是代理律师周剑英上门索要了一份，此时，这份迟到的法律文书已与法定到达时间相距整整两年，而结果却是“维持原判”。
2004年“两会”期间，这宗社会影响深远的记者自诉案，开始受到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进行了立案审查。
跟踪记者的正义之旅（2）
2004年10月的一天，王维忠在长春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的案子，我早已反映给中央政法委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最近就有回音了，罗干同志对此很关注。你要相信法律，你的案子终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的。”他还告诉我，最高法院的有关法官很可能会在几天内与我联系，就我所反映的有关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法官违法乱纪等问题了解情况。
第二天下午，我和代理律师一起前往位于正义路的最高人民法院，找到立案庭的苗有水法官，就案情进行了面谈。
苗法官对我们说：“从你所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那个被告邓世祥犯有‘诽谤罪’是确定无疑的。有关这点，谁也不会否认。现在有关你的这宗案子只是存在着程序的争议，是哪家法院审理的问题。”他告诉我，由于案子被北京两级法院驳回，要想在京重新审理可能困难较大，最好还是回广州有关法院立案。如果去广州市立案的话，他会大力支持我；如果我还是坚持在京打这场官司，估计难度较大。但我认为，被告邓世祥的犯罪所指对象，是针对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我。我已在京生活了五年之久，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案理应在京审理。何况，国内几位著名刑法专家都特意对此提出了论证意见。我想，最好还是在北京审理。
针对我所控告的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法官逯艳光多种违法违纪等有关问题，苗法官告诉我和律师，据他们调查，没有发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逯艳光在办案过程中有犯罪事实，但存在严重违纪，他们已按规定要求北京法院对其进行纪律处分。
10月28日晚上，我把相关情况通过电话向王维忠代表作了汇报后，他认为，坚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指定法院审理此案！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像这宗案情简单、证据确凿的诽谤罪，法院早该开庭审理，他们为何拖拉了几年？为何让作恶者一直逍遥法外？”
随后，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4年11月17日，正在武汉开会的我，突然接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刘福军法官的电话：“邓世祥告你和《深圳法制报》的名誉纠纷案早已终审完毕，法院判决你赔偿原告两万元人民币，并在有关报刊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你如果不服法院判决，可以去那边申诉，但不会我们影响执行。”
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自上诉后，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从来没有通知开庭，我更没有收到过有关判决书。
当晚我从武汉赶回北京，并于第二天上午九时许赶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同往的还有我的朋友徐灿律师。
到了执行庭，我们见到了刘福军法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高个、满口京腔的刘福军听完我的陈述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终于给我看了那份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终审判决书。但他拒绝提供给我，也不让复印。然后，他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我尽快履行法院的判决，早日拿出两万元钱，特别是要写出向原告的赔礼道歉书。
徐灿当即提出，因为此案违法程序太多，先让我去广州那边向法院提出申诉，这边暂缓执行。刘法官勉强点头同意了，但要求我必须随叫随到。
2004年12月22日，我父亲因肝癌不幸去世。此时负债累累的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借债为父亲办理了后事。其间，刘法官和我通过电话，询问我何时履行法院的判决，我只好告诉他，家父刚刚离世，欠了一身的债，实在无钱，请法院宽限日期……刘法官闻讯，马上让我回到老家派出所出具一份家父病逝的证明，以此来证明我目前无能力履行法院的判决。
2005年春节后不久，很快就是一年一度的“两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欢聚于人民大会堂商议国事。此时我一边将案情材料递交给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一边委托广州的律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但法院找种种借口几次拒绝受理。直到2006年6月，我亲自赶往广州后，我的申诉状才好不容易被受理，但半年后又被驳回。
此次“两会”期间，我与王维忠两次见面，并就我的两宗案子作了很多交流。
2005年3月9日，北京地区几家报纸刊登了我和王维忠代表将相携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为《卧底记者》现场签名售书的消息。谁知，就在3月10日下午，刘福军法官突然打来电话，劈头问我：你好大的胆子，为何还不履行法院的判决？然后，他强硬地喝令我马上去一趟法院，见此时已是下午5点，他这才很不高兴地让我下周一，也就是3月13日上午9时前务必赶到他的办公室。末了，他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