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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学 我们对于功能的认识，如果不同物种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就会有完全畸形的发展。批评机械论者的人说得对：单是对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的解释，不管多么完备，都根本不是对这个有机体的解释。不过仍然存在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胚胞学的问题，即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怎样按照一个预先存在的模式从一个表面上毫无形态可言的卵中发展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遗传学问题，即这个模式是怎样由直接的相似亲体决定的，又怎样是由较远的不相似亲体决定的。胚胎学本身变得愈来愈化学化了，而且以后还要更加如此。在这里，肉眼可见的结构是作为看不见的，也许还是极其复杂的化学变化的结果出现的。胚胞学的范围现在远远超出对幼小动物的研究。它适用于一切组织再生和退化问题，衰老的问题，创口的愈合和恶性疾病的问题。培养组织和器官的新技术使我们觉得我们终于开始了解、而且在将来还能够复制出，有生命的物质的发育过程。这种控制能力对人类可能具有何等意义，还难以想象。至少它将标志着人们向征服疾病迈进一大步。
细胞核和遗传学 不过生命的核心埋藏得还要深一些。一切生理学和胚胎学都促使人们去研究细胞核。细胞核本身包含着有机体的特异的和可遗传的特性。染色体中的基因和单一遗传因子之间的联系的发现，同量子论并列为二十世纪初期的重大发现；不过它仍仅是刻卜勒式的发现而不是牛顿式的发现。我们知道，染色体中的某些物质点同发育中的机体的某些变化群体有确定的联系，而且最终同成人机体的某些特性有确定的联系，可是两者之间的联系的性质是完全不清楚的。不仅生物学界的，而且连物理学界和化学界的最有才能的人士都亟欲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了基因，我们就达到同大化学分子相当的层次。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着遗传结构的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促使人们从进化问题进而研究生命本身起源问题。在这里生物学又同地质学和宇宙学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有了关于遗传学的新知识，现在就有可能回头来看达尔文提了出来、但却没有加以解决的问题，即物种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现在已经不需要去证实进化的客观事实了，而是需要对进化的作用方式加以详细分析。不过在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遗传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完全与此无关的方法，即通过选择育种、甚至创造变异的办法来改造生物。自从发明了农业和牲畜驯养以来，人类从来没有能象现在利用遗传学可以做到的那样来控制有机体的发育。
生态学 为了理解并且控制生命，对有机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和对人为孤立状态中的有机体的研究同等重要。
动物和植物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十分歧衡的化学和物理交换体系，不过这个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因时因地而异，特别是要在人类的干预下产生变化。农业意味着一门新形态学的设立。它除了生产出它的直接对象——人类重视的产品——以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结果，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有些结果是很不好的。生物学家研究了谷物和家畜之间的关系、土壤细菌和害虫之间的关系，得益极大。他们是为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去从事这些研究的；有了一个组织得合理的农业，可以预计我们的知识还会大大扩大。
整个寄生现象问题是关于有机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里，科学和医学又是彼此都可以从对方得到很大好处。在过去几年中，各种比较原始的传染病已经被人类有效地制止住了，不过我们还远远不能充分理解感染和免疫的机制。有了这种知识，我们也许就不仅能够防止感染的不良后果，而且还能够在某些情况下真的利用人体和细菌的反应来促进健康。感染和免疫所包含的反应是极其微妙的化学作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对这种复杂的生物学过程的研究又会为理解许多实验室化学的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动物行为 联系动物所处的环境对动物行为进行的研究可望有重大发展。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明白，把动物放置在某些明确规定的环境中，通过研究它们的行为，就可以运用逻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发现我们所谓的人类思维和记忆的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巫师想要学会鸟兽语言的愿望了。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新石器时代的驯兽者已经做到这一步，当然是凭直觉做到的，正象至今动物的爱好者也可以做到这一步一样。不过应该把这种知识从迷信和感情交织而成的罗网中解放出来。从太古以来，这种迷信和感情就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这种知识不但将使我们能够和动物建立新的理解和关系，而且将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也有深刻的认识。
动物社会 对动物社会的研究，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必然能够阐明一个对我们，或许对宇宙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人类的起源。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不但是高等哺乳动物，而且在性质上也和一切其他哺乳动物不同，因为人类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是自己身为其一份子的社会的产物。要弄清大约二千万年前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初期趋势，不论是性结合的趋势还是原始经济结合的趋势，需要集中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力量来一起研究这个课题。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必然带着自己起源的痕迹，所以关于这种起源的知识对于了解和管理现有社会是极为重要的。而了解和管理现有社会则是一个驾凌于一切之上的急迫问题。
社会科学和心理学
很明显，为了解决社会结构和管理的问题，我们将需要把人才空前未有地集中在动物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学领域。自然，危险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并无从事这种研究的充分动机。事实上，要是老老实实进行这种研究，就不能不危及这个社会的形式。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不进行这些研究就要保持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达到了目前的文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精心策划的野蛮行为和贪得无厌、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径。在这里，理论和实际之间的矛盾当然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物理学的以至生物学的发现，尽管会被拖延时日，一般总是迟早会得到应用的；可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发现却仅仅被看做是学术研究。而且要是这些发现看上去意味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更好地管理世界的话，人们甚至可能给它们加上具有倾向性的罪名而加以禁止。
因此，我们无法脱离社会科学各学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预测社会科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前途。只要目前经济制度存在下去，这些学科就注定要继续处于描写性，会诊性和学术性状态；凡是法西斯主义取代这种社会制度的地方，这些学科就会首先被糟塌得不成样子。只有在非常关心提供最大福利的社会化经济中，才可能期望社会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在那里，它们需要在实践中和在理论上都成为社会生活机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把人类心理学归结为研究机体对其环境的反应的学问，因为人在其自身内部就以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方式体现着自他诞生以来就对他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是研究此类社会影响中的一种社会影响——即家庭影响——的后果的开端，不过这是极其不完全的分析，因为家庭本身就同经济和社会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经济和社会影响也起着自己的直接作用。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门伪科学。它包含着很多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宗教观念。科学史已经说明，要把这些观念消除才能达到有效的客观性。
社会学更是一门伪科学。它所研究的单元是不确定的，而且是变化多端的。但是它可以同具体客观的、经济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一起发展，研究范围不但要涉及野蛮种族，而且也要涉及文明社会。只有联系社会、经济和心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