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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博物学法则，都不能解释经过重新组合的原子是如何赋与知觉的。“有知觉的生命在它刚刚出现时是依据某一进化法则产生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很难理解的。”；华莱士并不限于对这些意见的研究，他继续深入下去，并且证实，也有一些人体特征，是“变异理论和最具有适应性的东西被保存下来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属于这类特征的，他举出了脑、言语器官、手以及人的外形。他认为，所有这些器官和特征的完善，远在使用之前，就已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例如，野人的大脑和大约史前期的人的大脑，与欧洲中部的人的大脑几乎毫无差别，并且野人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比猴子高不了多少。因此，他认为，自然选择只能使野人的大脑比猴子的大脑略微高明一些。器官的完善程度远远超出了需要。
华莱士也正是这样分析人的手的，人的“科学和艺术整个范围最终取决于”手的结构的完善。这样完善的手野人是不需要的。华莱士认为，即使是猴子的手，也没有被利用到它所能被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说，器官也比所需要的还要完善。
他也指出，人体直立的姿势，身材的优美与匀称，还有人的脸形与面部表情，所有这一切，“大概是我们全部美的感受和情感的源泉”，而且所有这一切“使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大于动物相互之间的差别”。人的光滑无毛的皮肤，与其说对人的益，不如说有害，因此它未必是从直立的大猩猩那里继承下来的：“光秃秃的皮肤由于需要穿衣服，就推动了我们的理智，并且发展个人温文尔雅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天性。”
这样，华莱士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与达尔文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那么，在华莱士的意见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呢？当然，华莱士认为不能把人类的起源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自然选择因素决定了动植物的进化。但是对于人来说，自然选择理论毫无疑问是不够用的，是不能解释人的进化的原因的。华莱士正确地指出人的一系列特征：人的大脑活动的发展，人的劳动技能，手的功能等等，这些特征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所无法解释的。然而华莱士不能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放弃了把人类的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的作用的意图是对的，但他没有找到对人的进化的唯物主义解释。因此在关于人类的问题上，华莱士脱离了唯物主义，同意了纯唯心主义的观点。
华莱士又是如何解释他所认为的人类进化问题上全部“难点”的呢？那些不能接受反映人类起源全部真理的进化理论的人们的新观点“，原来是很陈腐的。他认为，这里”有一种力量（力量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指导法则朝一定的方向、为了专门的目的发挥作用“。这种爱沙·葛雷关于进化是按神所预定的渠道进行的想法是多么的相似，而达尔文早就反对过这种想法！在结尾的一段中，华莱士再次重复这些想法，毫不怀疑想使科学和神学在此处达到调和：”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找到科学和神学之间的真正调和的方向……至高无上的智慧……监视这些法则的作用，指引着变异的方向，预先决定它们的组合，最后形成十分完善的体形，以便接受我们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天性，甚至促进这种天性无止境的完善“。
这样，自认为总是“匆匆忙忙的年青人”①的华莱士，沉重地打击了达尔文的整个主张，这种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它来自达尔文的志同道合者，尤其是来自与达尔文同时被人们认为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创立者的那个人。达尔文又不得不再次纠正自己战友的错误见解所造成的后果，就象船长一样，以非常熟练的操作技术重新拨正他们的航船，使他们的“共同事业”纳入正确的航向，重新与最接受他的自然科学家著作中习惯的宗教观念的遗留物作斗争。
①见他在“林纳学会”1908年所举行的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这一著名的庆祝大会，是为纪念华莱士论述自然选择理论的文章，纪念达尔文《一八四四年概要》中一些片断而同时提出报告而举行的。这一发言的摘要被引用到193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90页。见斯·尔·索博利对第224页的注释。
赖尔和爱沙·葛雷渴望看到进化论的“命运”，华莱士则更加发展了他们的想法，这两个实例一方面表明当时要抛弃旧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而达尔文在用纯唯物观研究有机界和人的发展问题上不容许有什么妥协①，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诚恳。另一方面，这说明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在论述人的身体特性的同时，用了许多篇幅把人的智能与动物的智能两相比较，谈人的智能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还谈到道德观念的发展问题，而不管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②
①关于自己的宗教观点，达尔文写道：“当我乘‘贝格尔’号旅行时，我是完全信仰上帝的，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在1836年10月到1939年期间，我逐渐地意识到，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没有更令人值得相信的地方……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必须要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支持基督教的那些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的固定法则，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同样我也不能不思考，许多重要现象在各种福音书中被描写成各式各样的……所有这些想法……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逐渐相信，基督教不是一种神启示……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不信教的想法在我心中滋长得很慢，以致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痛苦和不愉快（《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英文版第一卷第307——309页。
②我非常感谢罗金斯基，他向我指出，《人类的起源》这本书中的许多东西是同华莱士在书评中展开的思想进行论战。这促使我去阅读华莱士在《每季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的原文，于是我完全相信这个意见是对的。有趣的是，达尔文过去也不止一次地采用这种论战方法，经常不指名地跟自己的战友进行可以说是“不易觉察的”论战。见《达尔文全集》，苏联科学院1939年版第3卷第794页注14和注18。困难从来也未吓倒达尔文。他承认困难，甚至好象在寻找困难，他酷爱真理，在他的天才的精确的天平上，他衡量一切“赞成”和“反对”，接受某一观点时，他要看哪一些论证占优势，要看这些论证和他的基本科学信仰符合到什么程度。达尔文传记的最新作者之一——吉夫里·威斯特称达尔文为“不完整的人”，这是极端错误的，完全是谎言！他的活动和意见从来没有分裂成为单个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碎片。相反，他可以称为非常“完整的人”。他的学说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被一个统一的、严整的基本思想——生物的进化和生物有共同起源的思想统一起来。所有他的单本著作都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发挥，因为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得到反映，正象太阳在一小滴水中得到反映一样。
我们再来谈谈《人类的起源》这本书吧。起初，这本书打算写成《关于人类的一章》，但是很快达尔文就决定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其中有一章写人和动物的感觉的表现。华莱士第一篇文章（一八六四年）涉及到的关于人种起源的问题，促使达尔文思考这一问题，并用他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四年的两个《概要》中就已经表述过的性选择原则，来解释人种的起源。这促使他想彻底研究性选择的理论，并在动物界各纲中运用这一理论。
这样，已构思好的书篇幅越来越大。有关这本书的材料的收集工作，在一八六七年因写其他几部著作而中断了几次，也因他的健康状况几度恶化而停顿。看来，华莱士对书的评论的发表，促使达尔文更紧张地编写这本书。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四日，达尔文在给华莱士的信中，非常赞赏他写赖尔的地质思想在科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也夸奖他“非常出色地”论述了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抱怨华莱士的廉虚态度（华莱士在论述选择理论时，甚至没有提到自己发表在《林纳学会会报》上的文章）之后，略微谈了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要是您不告诉我，我会以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