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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党卫军都用村话大声辱骂恫吓，用粗棍子抽打那些被遣送的人。犹太人惊慌失措，拥上跳板，往运牲口的车里挤，手里拖着箱子、包袱、口袋和哭哭啼啼的孩子。娜塔丽赶紧在埃伦胡子拉茬的颊上吻了一下。他用意第绪语说了一句“振作起精神来”，娜塔丽在德国人的喊叫声中也没听真。挤过来的人群把他们冲散了。
争先恐后的人群，簇拥着娜塔丽挤进了那一列阴暗的车，一刹那那种牛棚里的气味使她回忆起情景与此很不调和的童年时代的夏天。大伙忿怒地叫喊，猛力地推着、拉着，去争夺沿粗木板壁可以坐下的地方。她象上下班时走在地下铁道的人群中那样，一路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上面装有铁条的窗底下，云母工厂里的两个维也纳同事同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坐在那里，四周堆满了行李。她们挪开了腿，让出一点儿地方来给她。她坐下来，此后三天内那儿就成为她的地方，仿佛她买了一张票，订下了板条地板上粪便结成了硬块的那个地方，风从宽阔的缝里呜呜吹进来，火车开动时车轮的声音震响。吵吵闹闹的人群四面紧挤着她。
他们的车在雨中出发，在雨中行进。虽然那时已近十一月，但是天气还不冷。娜塔丽好不容易站起身来，挨着次序立到那个有铁条的高高的窗子跟前，向外面望出去，呼吸那清新的空气，看见树叶已经换上了秋天的颜色，农民正在摘水果。站在窗口的那片刻是快意的。那片刻实在过得太快了，她必须重新回到车里那个污臭的地方。牛棚里的臊气，长期不洗澡、穿着湿的旧衣服挤在一起的人发出的臭味；这一切不久就被另一些人陆续尿的恶臭掩盖住了。男人、女人、小孩：车上一共有一百多人，必须在两个便尿已在漫出来的桶里小解，车里一头摆了一个桶，大伙必须在人堆里扭着身体向它们挤过去，只有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一个党卫军想起了把车门拉开一个缝，这会儿才有人去倒空了它们。娜塔丽不得不把脸从那个离开她还不到五英尺的桶那一面别过去，这倒不是为了避免闻到那股臭气和听到那阵声响（因为那是无法躲避的），而是为了要让那些可怜的蹲着的人可以感到自在一点儿。
这次旅程刚开始时，最使人感到难堪的，倒不是饥饿、口渴、拥挤、睡眠不足、可怜的孩子们的啼哭、刺耳惊心的激烈的争吵，甚至不是对前途的恐惧，而是这种人类顾全体面的原始习惯遭到了破坏（是闻到那股臭气；是由于没有一个干净和背开人的地方去小解而感到羞辱。那些衰弱的、年迈的、患病的人，无力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到那些桶跟前，竟在他们自己坐的地方便溺，熏得周围的人透不过气，直犯恶心。
然而，车上也有一些勇敢的人。一个身体健壮、头发花白的捷克犹太护士，提着一桶水到处挤来挤去，把党卫军每隔几小时才加满一次的水一杯一杯地先分给病人和小孩。她邀集了几个妇女，去帮着她照护病人，收拾干净那些不幸弄污了衣服的人。一个体格魁伟、金黄色胡子的波兰犹太人，戴的好象是一顶军帽，自告奋勇当了列车长。他用几条毯子遮隔开了那两个尿桶，劝开了最激烈的争吵，还指定了几个人去分配党卫军扔进来的吃剩下的东西。这里或者那里，在可怜的拥挤的人群中，尤其是在分完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听到一阵阵凄凉的笑声；每当一切事情处理妥当了以后，列车长甚至还带头唱几首悲哀的歌曲。
谣言继续在车里四下传播：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那了那儿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宣布的目的地是“德累斯顿郊区劳动营”，但是一些捷克犹太人说，火车经过那些车站的路线是通往波兰。每次火车驶过一个车站时，四周的人就要大声喊出那个站名，于是又一次引起大伙的猜测。几乎没一个人提到奥斯威辛。前面展开的是整个东欧。每前进几英里，车轨就会分岔开来；即使不是去德累斯顿，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可去。为什么一定是去奥斯威辛呢？这些来自特莱西恩斯塔特的犹太人多数都曾听说过奥斯威辛。有的人还收到已经到达那里的人寄来的明信片——虽然近来已有很久没有明信片寄来了。这个地名引起了一种模糊的恐怖，还令人想起一些阴森可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象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叔父分离后，她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 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卧车里。而她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还不曾全部击溃但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去，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单凭直觉，她已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他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既然这些人还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就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把他们从昏问得无法透气的梦中惊醒过来；那么象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乘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放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悬崖绝壁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于是那些雪花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散布开来，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来。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不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一巴登时，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嫩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它的影响的。
娜塔而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为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斯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而是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坏，在一般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的。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