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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克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象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 艾克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椰榆意味。他所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犹太教法典，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克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J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一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决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简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从椅子上几乎站不起身来。 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使自己象平常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 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者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慢慢肯定也会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 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销这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对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简直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所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撒尔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撒尔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刻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零零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约五十年以来第一次戴上了经厘。我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在我余下的有生之年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犹太教法典，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 规。当我把那些经匣，那些里面装着摩西语录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头上和手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独自一个成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下去。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克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目睹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起了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见更有说服力呢？
说到头，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不少德国人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给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里给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去，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在露天里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说，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克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让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吧：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人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克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安详地拍手旁观；再一转眼，他的态度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象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感到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要报以讥讽的冷笑。象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象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尔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富于幽默感的温和、开明、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蓬勃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谢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都一点儿没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