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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弄不清德国人拿这种东西去做什么用。大概和电气设备有点儿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稀少的材料，因为碎片和桌上扫下的余屑都被送到磨粉机里去；磨好的粉也和切好的薄片一样，装进柳条箱运回德国。她的工作就是把书本那样大小的云母切成更雹更透明的薄片，直到工具无法再劈出一层来为止，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切破一片，以免遭到带着臂章、管理她那一工段的那个凶神恶煞似的法国犹人老婆子的毒打。这的确是够简单的。
她每天在这个又长又矮、拥挤不堪的粗木棚里度过十一个小时。长长的黑色电线上悬挂着的低瓦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线；房里没有生火，几乎和白雪皑皑的户外一样寒冷，而且因为脚下的烂泥地和挤得紧紧的妇女们的呼吸，甚至比户外更为潮湿。一个令人恶心地漫溢出来的厕所，散发出一股恶臭。这个厕所每周只由一小队佩带着黄星标志的可怜的大学教授、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来打扫一次，德国人就喜欢让他们来掏粪便。从挤坐在一起、衣衫褴楼、久未洗过澡的女人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臭味儿。她们几乎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用提洗澡和洗衣服了。对于一个外界来的参观者，这个木棚简直就是地狱。娜塔丽对它却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人全象她一样出身高尚。她们中有捷克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丹麦人。特莱津真是一个各民族的大熔炉。许多人都曾经十分富有，许多人都象娜塔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云母工厂只接纳犹太区里受到优待的妇女来工作。“遣送去东方”这个吓人的、意义不明的威胁笼罩着特莱津，就象死亡索绕着正常生活那样。遣送是间歇性的，象瘟疫那样突然剪掉一大批人，但是云母工厂的工人和她们的家属是不走的。至少，还不曾有人走过。
干这种轻松手工的妇女，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娜塔丽给分配到云母工厂来，意味着某种暗地里的“庇护”。派埃伦到图书馆工作，也是如此。他们急转直下，落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虽然使人惊疑不定，却并不是飞来横祸。其中还有奥妙。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同时，一天天他们捱了下去。
六点钟的铃响了。
机器停下。 弓腰驼背的妇女站起身来，把工具安放好，熙熙攘攘地走了出去，用披巾、汗衫和破烂衣服把自己裹裹紧。她们僵硬地、可是快步地走着，趁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有余温之前赶到领食物的长队中去。一到外面，娜塔丽就拉下手帕，露出了一张几乎没变样的脸；更瘦削、更苍白、仍然很美，嘴唇显得更薄，下巴显得更坚定。一阵清新的寒风掠过了积雪的、笔直的街道，把特莱西恩施塔特堵塞的下水道、随地皆是的粪便、烂白菜和生病的、龌龊的人们身上经常发出的恶臭吹散了。这是一种贫民窟的气味，再加上日日夜夜不停地走过的手推柜车上的死人和城墙外边火葬场里焚烧尸体的令人恶心的气味。犹太人不是遭到屠杀而是“寿终正寝”的死亡率并不比灭绝营里低多少。
她从一排排笔直的营房屋顶之间的街道上走过去，穿过市区到幼儿园去。这时天上星光闪烁，一钩新月紧挨着一颗明亮的晚星，低低悬挂在要塞城墙的上空。难得的清新爽朗的空气吹进了她的胸膛，叫她感到十分舒畅。她想起了埃伦那天早上说的那句俏皮话：“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是感恩节？说好说歹，我们总还是有恩可感的。”
她绕过把犹太人和大广场分隔开的那道高高的木墙，听见音乐家们正在广场边上党卫军的咖啡馆里演奏。吃饭的时刻，虽然还有些衰弱的老年人蹒跚地走着，在垃圾堆里拨弄，但街道上总比较安静，不那么拥挤。领食物的长蛇阵从有些院子里婉蜒到街道上。人们站着，用勺子从铁皮盘子里把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舀进嘴去，两眼急切地睁得很大。看着这些有教养的欧洲人象饿狗一样吞咽着这种粗劣的饮食，这是犹太区里令人份外伤感的景象之一。
一个身穿一件破烂的长外套、戴着一顶布便帽的瘦子走到她身边来。“喂，还好吗？”这个名叫乌达姆的男人说。
她脱口就用意第绪语回答说：“该怎么个好法呢？”
现在，她讲这种语言已经象她祖母讲得一样流利了。常常，一个荷兰或是法国的难友甚至会把她当成波兰犹太人。她讲英语的时候，一开口就很容易用上从前的美国腔，可是这种语言在这儿听上去很古怪。她和埃伦也常常用意第绪语交谈，因为他在图书馆里和教授犹太教法典时也常常用这种语言，尽管他一般是用德语和法语讲课。
“耶塞尔森的弦乐四重奏今儿晚上又演出啦，”乌达姆说。“他们想叫我们接在后边演出。我又有了新的材料。”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排演呢？”
“就在我们去看过孩子以后，好吗？”
“我七点钟还要教一堂英语课。”
“节目很简单。不会花太多时间。”
“好吧。”
路易斯正在宿舍房门口等着。他高兴地大叫一声，跳进她的怀抱。娜塔丽一抱住他结实的身体，就忘却了云母、厌烦、苦难和恐惧。他的兴高采烈感染了她，使她也快活起来。不管刮的是什么阴风，这股火焰可不是注定要给吹灭的。
路易斯一生下来就成了她的生命之光，但是还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强烈。他虽然离开了她，来到这个幼儿园，和几百个小孩呆在一起，平时晚上多半只能看到她几分钟，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古老的石头房子里，由陌生的女人管束着，睡的是棺材般的木箱子，吃的是粗糙的大杂烩——尽管儿童的食物是犹太区里最好的——路易斯却象野草一样茁壮成长起来。 别的小孩消瘦，患病，先是无精打彩、昏昏沉沉，后来在一阵阵抑止不住的哭泣中虚弱下去，终于落得冻饿而死。这个幼儿园里的死亡率是惊人的。可是，不知是他的颠沛流离——不断地变换水土、空气、食物、被褥和同伴——把他锻炼出来了，还是象她常常想到的那样，是坚韧顽强的杰斯特罗家和坚韧顽强的亨利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达尔文所谓的优生者，反正路易斯是生气蓬勃的。他在各门功课上都名列前茅。指画法、舞蹈、唱歌对他说来都是一样。他似乎毫不费力就胜过了别人。调皮捣蛋也是他领头。幼儿园的保姆看见他又是爱又是恨。他长得越来越象拜伦，可是有他母亲那样的大眼睛。他那种既迷人又有些忧郁的微笑，活脱儿象他父亲。
她因为轮流上夜班，所以总在这儿吃饭。乌达姆也在这儿吃。他通常总想法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一切。这就是他怎样来和三岁的女儿一起消磨空余时间的。他的妻子已经走了，被遣送走了。今儿晚上，汤里的土豆很多，虽然是冻坏了的，味道有点腐，可是倒很可以充饥。他们边吃着，他就边念起他新编的台词来，他的女儿和路易斯在一旁玩。那个轻便的木偶戏台就折叠起来放在地下室的文娱活动房里。后来，两个孩子也下来看他们排演。娜塔丽排演了逗孩子们玩的木偶戏，一出庞奇和朱迪的戏，配上乌达姆含讥带讽的台词，已经暗地里风靡了犹太区。这比她的美国公民身份更使她出人头地。那种身份起先还使人惊异，可是不久就不足为奇了。不管是倒霉还是愚蠢，反正她到了这儿，对犹太区的人们说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娜塔丽重新搞起这个丢了多年的少年时代的游戏来，可以变得很快乐地全神贯注。她做木偶，给它们换上衣服，操纵它们，使它们扮出各种滑稽姿势来配合乌达姆的台词。有一次，她甚至在他唱歌的那个党卫军咖啡馆里演出过。当乌达姆唱着淫荡的德国歌曲，引得那些闹闹嚷嚷的党卫军官兵狂呼乱叫的时候，或是当他唱起《莉莉。马琳》这类感伤的民歌，引得他们眼泪汪汪的时候，她只好浑身颤抖地坐在那儿听。后来，她的手哆嗦得很厉害，简直操纵不了木偶。幸亏这次演出并不成功。乌达姆的拿手好戏一个也没拿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叫他们去演出。犹太区里有的是远比他们高明的木偶戏节目可以供党卫军去点。少了乌达姆的讥讽，娜塔丽的小小演出实在并不出色。
乌达姆是一个波兰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他肤色苍白、瘦长如鹤，生着一双炽热的眼睛和一头蓬松、卷曲的红发。虽然他创作和演唱狠亵的、甚至淫荡的歌曲，却在犹太会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