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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决，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他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市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充耳不闻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却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是象斯坦德莱所描绘的那么个怪物。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人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莱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将军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唯一工作是象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从来不作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一些美国记者访问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他看到斯坦德莱独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菲尔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上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兄弟的党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在现在揭，给这些恶棍以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思负义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这次到前方的访问显然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接近前线。 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莱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美国装备。他们没看见。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斯坦德莱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只瘦骨嶙峋的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象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接下去说，一边用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确实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俄国当局看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力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当然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斯坦德莱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他们进行口授。他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力奋战。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再问了几个心情激动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莱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 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象开了锅。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莱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查官已被逮捕。
在这些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的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无聊，又好象已经事过境迁了。不过，斯坦德莱仍然做了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
在分配给他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给0743。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通常有的劈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
“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叶甫连柯。”
这一次，岗哨不自然地朝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敬了个礼，放他进去了，大家都没说话。在开阔的大理石门厅里，一个坐在桌旁不露一丝笑容的军人抬起头来，按了一下电钮。“亨利上校吗？”
“是。”
一个身穿军服的拘谨的姑娘从宽阔的打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您好？叶市连柯将军的办公室在二楼。请跟我来。”
华丽的铁栏杆，大理石楼梯，大理石柱子，高敞的拱形天花板：这里是另一幢沙皇时代的宅第，红大理石的列宁和斯大林半身塑像给这所大楼添上了现代的气息。陈旧的油漆开始剥落，大块的厚厚碎片使这个建筑物呈现出战争年代到处可见的失修现象，一条空无一物的长廊直通叶甫连柯的办公室，两边紧闭的房门后传出阵阵卡哒卡哒的打字声。在帕格的记忆里，他是个巨人，但现在当他站起来严肃地从办公桌那边伸出左手来的时候，个子显得并不那么高大。可能这是因为办公桌和房间都很大，而且他身后那幅列宁的照片比真人要大上许多倍。其他几面墙上的图片是老沙皇时代一些将军肖像画的黑白复制品。满是灰尘的长长的红窗帘把莫斯科仲冬时节的阴郁的阳光挡在外边。在一盏高悬的花体装饰的黄铜枝形吊灯里，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眩目的光亮。
叶甫连柯的左手很有力，尽管握手时有点别扭。他那下颚宽厚的阔脸看起来比在莫斯科前线德军取得突破时更加萎顿。他佩戴的勋章很多，包括一道说明他挂过彩的红黄条纹，整洁的略呈绿色的棕色军服镶上了新的金边。他们两人用俄语相互致意，然后叶甫连柯指了指那个姑娘说：“嗯，我们需要译员吗？”
她毫无表情地回看了帕格一眼：漂亮的脸庞，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可爱的红润的小嘴，饱满的胸脯，冷冰冰的没有表情的眼睛。自从离开华盛顿以后，帕格每天花上两个小时操练词汇和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