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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遇到逼抢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便不行了。这一点我过去在国家队、国二队，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1992年2月参加在吉隆坡的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我们国奥队都由能抢、能跑、能对抗的球员组成，打起来很有气势。但是外界批评我们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没有坚持下去，而是换上了许多南方球员，试图打“技术球”。吉隆坡失败后我自己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没有坚持以往的打法。放弃了身体好、力量强、冲劲足、逼抢凶的特点，去与韩国队进行“技术周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要改变中花队，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更突出一个抢字。我心里知道，让上海球员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是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也是积极进取的气势所在。我要求队员们主动出击，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将丢了的球抢下来，再攻到对方的禁区里去。一人抢，众人围，多方堵，要想改变上海的“软脚蟹”作风，就是从抢开始。过去北方队一遇到上海队时在准备会上就讲，上去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他们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抢前，就是以抢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训练铲球，很能培养队员们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练倒地铲球，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练铲球时队员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鱼跃，因为这是最苦、最累的，而实际上，在比赛中这却是让对手最害怕的，在场上最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强调的便是对抗，便是铲球，一周内起码要练3次。练完后马上分队比赛，要求将铲球技术运用到对抗中去。我还要求队员们一人抢，其他人移位，准备封堵，而不是站在边上看。队员们都非常年轻，肯花力气，训练效果非常好。
那段时间，是我当教练以来最辛劳的。每次训练完回到白玉兰宾馆暂住地，6点半洗完澡，7点还来不及吃饭，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点宾馆总经理钱丽芳派人敲门叫我去吃夜宵时，我才能醒来。那段日子，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把申花队带出来。
13。俱乐部要我“安心工作”
虽然训练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没放弃过搞02足球俱乐部的设想。训练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普陀区体委管足球的领导一起，谈有关02俱乐部放到普陀区训练的事。这事传到了俱乐部，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队后，发现队里墙上忽然多了一条标语，写着“安心训练搞好队”之类的口号。我感到很奇怪，队里谁不安心了？我问桑廷良和顾兆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训练完后，俱乐部两个同志来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大致是这么几点：一，老运动员的除名权不在你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处乱讲话，老队员的工作给你搞坏了；三，你平时态度太凶，不利于队里团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们要我考虑后果，要我对1300万上海人民负责。
我听了这话马上来火了。反问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队员的工作了？除名的话我是经常说的，不干就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最后决定权在你惧乐部。关于请老队员回队的事，我在足协也听说了一些老队员的反映，说俱乐部请、金永昌请、为什么根宝不来请？我是没有去请，这是真的。因为最后与他们一起训练、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请他们吗？这样的话，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我这个”黑脸“还怎么唱？再说，我与他们都谈过了，欢迎他们归队，还做过许多工作。龚副市长也说，门是开着的。领导都说门开着，我能把它关上吗？老队员干还是不干，关键还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我去请？说我态度凶狠，我找队员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跟队，不知道我这一个月里与队员们谈心达上百次，我承认我有时挺凶的，还要让队员吃‘麻栗子’（用手指敲头），但这是为了训练，为了队员们进步。至于说我不安心，更是无稽之谈。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这，我的家属不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在这里，嗓子也喊哑了，你们看看现在这条件，看看这办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顾不上吃晚饭便睡觉，晚上11点起来才吃晚饭，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这些日子心中的郁闷吐了出来，当时我非常激动，这一通话说出后，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当我冷静后想想，可能是有关我联系02俱乐部的事，被惧乐部知道了，他们不太高兴。两天后，郁知非和孙春明在申花总部请我们教练吃饭，听我汇报队伍情况。郁知非听后比较满意，关于02的事也没提。
这次冲突后，我开始对02的事小心起来，我知道，比较申花队，02俱乐部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们取得第3名的成绩后，郁知非对我说：“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帮助你。”但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们队伍较稳定时，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乐部。
14。队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有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界我们要唱低调，对新闻界要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席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泅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监督我，这种于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