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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这个时候去与松日俱乐部的人碰头，怎么说也不太合适。利彪也许是猜到了我的心思，打着哈哈说：“老朋友啦，见个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后来我到了松日惧乐部工作后，俱乐部人士告诉我，利彪打电话，还真有点起因。松日队原来聘请的德国籍主教练维尔纳，因为上任后战绩不太好，弄得松日队快要降级了，因此惧乐部决定将他撤下，换上了张宏根。维尔纳被松日惧乐部解聘后，一时没有离开广州。也就在这时，他被邀请到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3个多小时的答辩。回到广州后，维尔纳对松日俱乐部的人士发牢骚说，把我召到上海去答辩，完了后就让我回去，最后连个电话也不给……利彪打电话，正是从维尔纳的牢骚中，闻到了上海在考察外国教练，可能有请外教的意向。他们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根宝就可能离开申花，于是便来动我的脑筋。
利彪到了上海后，马上打电话，说要与我见面。正巧我不在队里，他便让桑廷良留了电话。
我回队后给他回了个电话。问他有什么事情？
那时候，松日队如果最后三场都赢了，还有保级的可能。但如果输给我们的话，就降级无疑了。我还以为利彪此次来找我，是要谈有关周日我们之间比赛的事。他忙说，不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说什么事情？我不太喜欢兜圈子。他连说没什么事。我便说，如果真是没什么事，那咱们局日比赛后再见面。周日的比赛，咱们都好好打。他说，这没问题。接着，利彪告诉我说，他们老板来了，他说你是全国最好的教练，对你的印象特别好，想跟你见见面，交个朋友，聊聊天。
我说那还是比赛以后再定吧。如果比赛申花队赢了，就碰个面。如果是打平或者输给你们，就不见面了，否则被人看到会引起误会。
这场比赛申花队以2比0赢了松日。我回到队里刚洗过澡吃完饭，电话铃就响了，是利彪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面？我想，球也赢了，即使被别人知道也没什么问题，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我们约好晚上10点半在离江湾不远的兰生大酒店会面。
我没有见过潘苏通，当见到他时，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松日集团的老总。他看上去也就30出头的模样。我说，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好年轻啊。利彪在一旁介绍说，现在广东的企业家老板都是这么个年龄。
潘苏通言语不多，但思路敏锐，很精干。也许当老板的讲话都很坦率，没有拐弯抹角。短暂的客套后，他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利彪约你时，我还担心你不肯来。你能出来是给我面子，谢谢你。我们是做生意的，说话办事都讲个实在的。今天请你出来，有点冒昧，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我们松日队要降级了。”说罢这些，他看了看我，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话让我没有准备：“我们想请你来松日队执教。我们知道很难请动你，今天只是大胆开这个口。”
利彪说老板要见我，与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否则谁有空千里迢迢跑来与你聊天？但没有想到他要我离开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阶段在申花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要离开？这些日子关于申花明年准备请洋教练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心里真烦着，现在给他这么一提，总觉得不太舒服。
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潘苏通接着就介绍了松日集团的发展情况。等他讲完后我才说，利彪打电话说只是聊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直率地邀请我去。说实话，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还真没有考虑过，申花俱乐部也没有与我谈过。今天是作为朋友交谈，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请，我很感谢。后面还有比赛，申花还没有确定最后的名次。如果我们最后三场都输，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赢，大连队再输，我们第一还有希望。现在的名次还没有明朗，我想，还是先把比赛打完后再考虑吧。
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潘苏通的邀请。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在国内很风光的教练，带领的又是甲A的强队，现在让我去摘什么甲B，觉得有点大材小用，还真有点想不通。当时的甲A教练去甲B，绝不像现在这样正常。再说，对留在申花我还抱一丝希望，还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这次谈话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握手告别时，潘苏通说，今天只是随便聊天，以后再多联系吧。这次见面谈了约1个小时。当我开车离开酒店江湾基地时，心里并没有多想。
2。国安与松日，我终于选定南下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还没有最后定。这段时间松日队与我的电话不断，我也很认真地与他们谈着各项条件。
3。签下台同，潘苏通鼻子突然出血不止
我正式决定离开上海去松日，是在不久后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和足协秘书长胡康健找我谈话后。他们找我谈话，“正式”透露了申花队明年可能请外籍教练，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考虑了半天后说，如果让我当主教练，我干。如果不干主教练，我就离开。我不愿意对新上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