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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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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没有因为外国教练的到来威胁我的饭碗而影响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条,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这是硬道理。
  外国教练执教申花队,已经成为申花队明年工作的现实。这个问题当时全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练还没有认识到,队员更不清楚。
  当然,1996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七连平后,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我只知抢逼围,没有技术。甚至说,申花队要再上一层楼,必须请高层次的教练。就像郁知非在我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申花队要坚持枪逼围,又要补充新的内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变成四不像,当年国奥队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队一段成绩不好,1996年七连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深深体现到,要想得到完美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去追求,我决不会后悔。申花俱乐部最终还是决定请外国教练了。
  整个赛事结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经明朗化了。俱乐部想用外国教练替代我,让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的教练来会诊,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后来我到松日队还获知,德国教练维也纳在下课后也曾被请到上海,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半天的面试。看得出,请外国教练的方针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稳获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约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话。李毓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反问道:“下一阶段领导有什么安排吗?”李毓毅说:“用外国教练基本上定下来了,这你也知道了。我们想,在用外国教练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这三年来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上海领导和你们体委的支持、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关系还在国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乐部考虑到要换外国教练,其实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阶段就有预感。职业球队换教练是正常现象,我不会因此而影响任何工作,外国职业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对中国教练的真正考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金主任说,你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很好的。他说,从上海市领导、俱乐部到我们体委,都希望你还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职务上要么给你在俱乐部挂个名,如俱乐部副总经理;第二,你可以在队里挂个总教练,工资待遇不变;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队,你就带上海市全运队。
  我说,如果真的请了外国教练,我再跟队不是很合适,怕影响主教练的工作。我挂申花头衔,光拿钱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运会队伍,但我不亲自带,让一个年轻教练带。李毓毅说,你如果搞全运会,钱可能就没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再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江湾的当天,郁知非亲自到基地找我谈话。他很坦率地说,根宝,我们相信外国教练,但是现在没有找到好的。你先别走,万一我们找不到,主教练还是你来当;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方案:一,外国教练来,但你当主教练,他负责训练工作;二,你当总教练。郁知非还是想让我留在惧乐部里。
  我说,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队里,因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总教练,但与队里的主教练都有矛盾;第二,一个教练在一个队确实不能呆得太长,时间长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间缺乏新鲜感。换个教练,让他们接受点新东西,对队员或许有帮助。郁知非认为我讲的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乐部既然已经决定请外国教练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经过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加上此时松日俱乐部盯得很紧,国安惧乐部张路总经理也找我谈过话,并几次打来电话,我想,我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还未完,联赛虽然结束了,申花队还要访问韩国对大宇队比赛,还有年底在西班牙进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赛。
  12。在静静的楼道里,默默地告别申花队
  我的离去没有来时那么地轰轰烈烈。当一切都定下后,俱乐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申花队三年,无论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环境,还是惧乐部让我工作的小环境,都给我实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与俱乐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谢上海的各级领导、申花俱乐部和上海的广大球迷关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结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将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和训练好队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赛。
  世界五人制足球赛还是让我带队。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召开最后一次全队会议。我说:“尽管三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改进了很多,但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与别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遗憾没有把你们错误的动作都改过来。我希望你们今后把好的东西留下,如果丢了士气,丢了作风,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谢大家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全队离开赛地莫西亚小城飞往巴塞罗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乐部报到,因此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
  在巴塞罗那机场,我与教练班子、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这样,不善言谈。虽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从一双双手里感觉到彼此对过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这时队员已经放假了,江湾基地空无一人。
  我走进楼里,楼道上空荡荡的,惊起一阵阵脚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难以平静,队员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着,耳边响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声。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当我关上门时,初冬的上海已经刮起了北风。训练场上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尝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压在我心头。再见了,江湾!再见了,上海!我深情地与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道别。
  第五章 松日是一道坎
  1。潘苏通悄悄到上海
  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有趣。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10月6日申花队在上海主场迎战松日队。10月3日,我忽然接到了利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利彪是广州《足球》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还挺熟的。
  那时他已经离开足球报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但我还不知道。
  我便问,你今天想采访些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足球》报了。那你在哪里?他回答说已经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
  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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