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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申思共事3年多，尽管在使用他的问题上，申思对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申花三年，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0。“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1996年我们在甲A联赛中成绩不够理想，与风光十足的1995年相比，似乎黯淡了许多。
就在一片阴云中，我们在亚俱杯赛上主场7比1战胜了香港快译通队，而后又在与澳大利亚一支俱乐部队的比赛中也打得很漂亮，上海的球迷突然又看到了希望。
当然，亚俱杯与冠军杯是没法相提并论的，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外，亚洲地域广大，东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欧洲，交通也不太方便。此外还有资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亚俱杯的影响力并不大。
1994年大连万达队夺得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后，放弃了参加1995年的亚俱杯的比赛。
1996年8月20日，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瞿郁明找到了我，向我传达了中国足协关于要打好亚俱杯的指示，也传达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亚俱杯赛要重视，并争取好成绩的指示。这是领导对我们的新要求，而在1996年年初我提出的今年四大任务中，今年主要目标是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现在中国足协和上海的领导又要我们把亚俱杯的比赛也打好，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不轻的任务。尤其是亚俱杯的比赛时间，正好与甲A联赛交叉在一起。比赛密度很大。队员们的体能吃得消吗？
9月1日，我们主场再次与天津队打平。这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到这时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第7场平局了。这对我们这支意气风发一定要卫冕的球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七连平后，我队在甲A联赛中的名次已落到了第三，与大连队整整少了9分。9分在实力接近队的竞争中，是个非常大的差距，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又要投入亚俱杯的比赛，而且要在三周里完成7场比赛，其中3场亚惧杯赛，3场甲A联赛（包括9月1日刚赛完的对天津队的比赛）。
平均三天一场比赛，还要来回奔波，既要完成甲A前三指标，又要打好亚俱杯，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担心捡不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赛事排得这么密，场场都要尽全力挤，队员们，也包括我们教练班子里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说法，三周打这么多比赛，身体怎么吃得消？要这好，又要那好，什么都要好，这可能吗？当然，出现这种情绪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我们这几轮的比赛打得不顺，老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里怪怪的。
这种情绪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先在教练班子上统一了思想，陋后召开全队会议，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会上，我用当年红军长征的例子告诉大家，当年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说你们没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这样的体会。
“文革”期间，国家队从北京拉练到保定，背着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届时间走完。一开始大家还有劲，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软了，走不动了，我们还是搞足球的，平时又不缺锻炼，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条件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红军，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紧迫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压迫感，而事实上这种压迫感已经存在了，这也是对我们作风的一种考验。我们连续七场平局，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压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赛，不让上海的球迷、俱乐部和领导们失望，这便是目前给我们的压迫感。这次会开完了，大家的情绪好了一些，但气氛还是沉闷的，还是那七连平让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香港与快译通队进行亚俱杯第一轮第二场比赛。香港的天气又热又潮。由于第一阶段我们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赛中，只要不净输7球，便可出线。当然，我们队与快译通队比赛，要输7个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与快译通队本来也不是7比1的实力。就是因为对手在场上情绪受影响，阵脚大乱，军心涣散，结果大比分惨败。如果我们松懈，对困难的准备不足，在足球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谨慎起见，我还是先派上主力阵容上场，下半时换上替补，最后我们以2比1赢，顺利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的对手是上届冠军韩国天马一和队。
当时天马一和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重庆隆鑫队的主教练李章诛。这个队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超级杯赛上，主场5比3，客场1比0挫败了1995年亚洲优胜杯冠军、日本的平冢水手队，在亚非冠军对抗赛上，主场5比0狂胜非洲冠军南非的奥兰多海盗队，可谓真正的亚洲大哥大。这支队中还拥有6名新、老国家队球员，如前锋高正云，得分王申泰龙，中场名将李永真等，还有两名俄罗斯外援，分别担任自由中卫和门将，其中门将谢里切夫在韩国被称为最佳门神。据韩国足球界人士说，天马一和队能在韩国联赛取得如此好的战绩，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劳应该归于谢里切夫。
韩国方面一开始对与中国的球队的比赛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先后有辽宁队、大连万达队、山东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等多支甲A队访问过，但每场比赛都输3个球以上。然而当天马一和队听说申花队曾经以7比1大胜香港快译通队后，也有点紧张起来了。他们四处打听申花队的情况，并让当时在韩国留学的吉林队教练、现在在巴西留学的申花少年队教练秋鸣帮忙搞些录像带。据秋鸣后来告诉我说，那时韩国的球队不太愿意与中国的球队比赛，认为与中国球队比赛得不到帮助。那次他们专门打电话给他，请他收集申花队的资料，可见他们对申花队的重视。
由于签证问题，我们4日在香港打完快译通队后，不能马上从香港直飞韩国，只能第二天飞回上海，6日一早飞韩国。由于比赛地不在汉城，到汉城后还转飞机，到人口只有10万的海边小城市束草。
束草机场靠海，乎日里雨多雾多，飞机经常不能准时起降。为此，韩国足协为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万一飞机飞不了，便坐汽车从汉城走陆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将近5小时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们中午飞抵汉城时那里天气不错，飞机能够顺利降落。到旅馆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让队员睡了1小时，5点30分起床进行了一次训练，主要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练了一些第二天针对韩国比赛的防反战术。
我们佐在束草市一个风景区的旅馆里，周围环境安静，空气凉爽。房里没有电视，也不能打长途电话，这倒正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晚餐时，一些队员提出要吃韩国烧烤。按照赛前饮食要求，赛前一天是不能进太多肉食的。但是由于连续比赛，旅途疲劳，加上天气炎热，消耗大，我就同意了。这种形式的烧烤，我们的队员和我都是第一次尝到。它是用一个大烧锅，里面放一点带水的调料，把已经拌好的牛肉放人，再加大白菜和粉丝一起煮，烧出来的牛肉非常香。味道特别好，与我们在上海的韩国料理店里吃的中肉烧烤，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刘军、毛毅军等人吃得很香，每人吃了近两斤，连说好吃。后来我们到上海，却找不到吃这种韩国烧烤的地方。
当时，我真担心队员们吃这么多，明天场上会跑不动。我说，你们少吃一点，不要撑得太饱，明天跑不动。队员们边吃边说，怪不得韩国球员这么能跑，原来他们一直吃这些啊。我说，好，那就明天看你们的了，与韩国球员比体力去。队员们开玩笑地说，我们才吃了一顿，怎么够啊？
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我针对当时国内足坛流行的恐韩症心理，根据对手的实力，我向队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最好不要输球，平就是胜利；二，即使输球也要少输。如果我们能够客场逼平，到上海主场就好打了。
由于有1992年在吉隆坡失败的前车之鉴，我向队员们指出，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惧怕韩国队，如果有怕的思想，今天就完了。好在我们队中有拉德、佩雷斯和布雷等俄罗斯和法国球员，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恐韩”。有这些球员掺在里面，真能帮我们的队员壮胆。我问佩雷斯：你怕韩国队吗？他奇怪地反问：“怕谁？”我问拉德，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