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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续平了3场，周日又要与北京国安队进行一场关键的比赛，队里出现这种事，实在是够头痛的了。违纪的这3名球员都是队里的绝对主力，怎么办？要不要通过俱乐部上报中国足协？如果报了，处罚下来肯定要停赛5场，以后有比赛怎么办？成绩还要不要了？
如果不报，由队里内部处理，可以罚得更重些，以罚代停，这样，也许对队里比赛好一些，但这等于在瞒上？
我们商量半天，最后的决定还是不报中国足协，对队员罚款，再进行教育，并让俱乐部知道这事，自然，对媒体也不通报了。商量时我们干部也有两种意见，但是研究到最后还是我拍的板。我很违心地做了这件事，但是为了成绩，我没有选择。当时我们成绩不理想，与大连万达队咬得很紧。
我们在队里宣布了三条措施：一、对违纪球员经济上重罚；二，让他们写检查；三，重申纪律。这三人的书面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尽管我内心对这样处理并不满意，但也只能这样了。
周日就要对北京国安队比赛了，这场比赛再也不能平了。在准备会上我说：“你们不能松，不要认为这场球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我预感这场比赛的艰巨性，因为国安队前一阶段成绩不好，现在是哀兵，他们不能再输了，再输就到第七八名去了，他们会调动一切积极性来打这场比赛。我估计对方会打密集防守反击，因此我告诫队员们进攻时要耐心，不要急躁，防守时要谨慎，不要大意。我说：“这场比赛打完后我们可以有40天的调整。这场球一定要拿下。万达队这场比赛能赢，他赢我们也要赢，保持一分的差距，紧紧咬住他们。如果我们赢不了，分数就拉开了。”
国安队来了。此时他们已经不是1995年的国安队了，我感觉金志扬在与我聊天时已没有1995年时的锐气了。在北京，球迷已经喊让他下课了。
6月21日，我们与国安队的比赛开始了。我们打得不错，一球领先一直到最后3分钟，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卫出现漏人，曹限东罚任意球，居然让后面上来的魏克兴顶进一球，1比1又平了。进球以后，看台上突然冲下一个球迷奔到场内推了国安队一名球员，也许我们主场老是最后给对手扳平，球迷已经受不了，以至出现这样的举动。
这场球结束后，我对大家说，以后从江湾基地到虹口体育场，不要再走四乎路了。过去我们每次去比赛的路线，都是从五角场走四平路到中山路。我们现在已经四平了，看来，得改走邯郸路，经中山路到虹口体育场。间隔40天后，我们8月11日到成都客场对四川全兴队，还是1比1打平。
8月18日，我们主场对八一，又是1比1平。
9月1日，我们主场对天津队，在2比1领先情况下，竟然在最后30秒钟被对方攻入一球，2比2又是平。此时，我们与大连万达队的分数已经拉下7分了。这不断的平局当时快把我折磨疯了，让我哭笑不得。
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已经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了。面对记者们的提问，我只是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了。”这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是谁在控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无形之中这样劳苦纠缠我？为什么总是在迎接胜利的最后一刻，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球迷的不满，媒体的抨击，俱乐部的压力，都是自从1994年1比6惨败以来最大的。但我有一点感到非常宽慰的是，球迷们再怎么不满，却没有一人喊过一声“根宝草包”。
七连平，我感到非常疲惫，也很无奈。我们队里肯定出现了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在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个人到了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时，是最可悲的。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人物。
这就是七连平。无可奈何的七连平。
8。激情与理智
说起激情与理智，还要追述到1981年。那时，中国足球刚刚重新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在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外，很少与国际足坛进行交流，国际足联为提高亚洲和中国的足球水平，特地派国际足联讲师，德国人马罗斯基来华讲课。
当时有资格听马罗斯基讲课的，都是中国的一些甲级队教练和足坛的重要人士，当时我在乙级的云南队当教练，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中国足协组织足球教练员考试，其中的一些题目就是根据马罗斯基的观点出的，我便从当时的足协官员陈成达那里“批发”了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激情与理智”。
马罗斯基对中国教练的讲课，影响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因为这是中国的教练第一次听到外国教练如此密集和系统地阐述足球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在进攻中充分利用宽度，利用拉开宽度后露出的空档进行渗透，如何转移，如何组织进攻队型、如何进行进攻的组织。上海队的王后军当时听后对马罗斯基理论非常欣赏，足球界人士都说，王后军是马罗斯基的忠实追随者。王后军也确实从马罗斯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1985年年维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时，率中国国家足球队来上海训练，就请过当时的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专门给国家队讲战术课。
马罗斯基除讲解理论外，还结合了许多实际战例。其中一次他在剖析北京队与山东队的一场比赛时说，他感到队员们激情有余，理智不足。从那时起，激情、理智四个字便在我的脑子里印象颇深。在我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去理解和探索，何谓激情，何谓理智，我一直试图追求把这两点进行完美的结合。
我当了教练以后，追求“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含有以激情为主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足球比赛本来就是体育运动中的激情演出。因为它充满了激烈的对抗。没有对抗的比赛是没有激情的，也不会给观众以强烈刺激。足球的魅力就包含着激情。我在担任国二队、国奥队主教练的5年中，尝试并得到了激情打法的甜头，形成了球队独特的风格和我执教的鲜明个性。
回顾中国足球这5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是一直在激情和理智两个方向摇摆不定，不是偏“左”就是偏“右”。50年代张宏根、年维泅、方纫秋等从匈牙利学习回来，绘中国足球带来了讲究技术、讲究配合，三角短传的打法。但是在速度上，在作风的硬朗上却有所欠缺。以后，中国足球越踢越慢，越慢越软。后来被贺老总批评为“舞台上跳交际舞”。
60年代，中国足球又学了苏联的快速拼抢。但在快速拼抢中，对技术的运用便显得粗糙，这真是一对矛盾。记得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足球界里也进行过学术讨论，在快与准之间，到底是准中求快，还是快中求准？这两个方向如何定？有的认为快字当头是发展的发向，但是快后必然要造成很多的失误。于是有的人便提出要抓准，快而不准，等于不快。失误多，再快有什么用？欲速则不达。这种学术讨论当时非常地热烈，然而却是各有各的理，谁也没有说服谁。
也许个性和体能条件决定了我倾向于快中求准，而不是准中求快。
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是属于速度快、拼抢凶的类型，但又是比较讲究技术的。我在当时国家队中的技术，应该说不差。我当教练后，也是执行这个原则，后来桑廷良给我总结出八个字：体能为本，逼抢为魂。
但是，我并不是只抓体能，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只是身体训练教练，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本身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在带队训练时，技术的比例在训练中都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要求更是严之又严。一丝不苟，不准出现一点不合理的动作。有些队员在训练中非常不习惯我的这种严格要求。姚俊说：徐指导，我们每一次传不好，停不好，你就要叫，我们十个里面总是有几次停不好，传不准的。我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好的时候，你们五六个传准、停好的，我就不讲了，我讲就讲你们传不好、停不好的那四五个球，这就是严格训练。我要求你们停好每一个球，传好每一人球，如果认为停不好、传不准是应该的，那就不是严格训练了。如果你们在处理每一脚球的时候都注意尽量做得好一些，比赛中的失误不就少了吗？
在我手下受训的队员，处理每个球时脑子里的弦都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