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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大连万达队找了佩莱和斯文森，万达队实力明显增强。
后来听说几个法国球员的工资，也都是在1万美元以上，我有点后悔了。桑廷良一直说，那几个乌克兰球员水平绝不比三个法国球员差。乌克兰外援的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4。三名法国外援，带来新问题
5月，三名法国外援到上海了。一个叫佩雷斯的曾踢过法国国家队，布雷和加西亚则在法国甲级队踢过。
法国外援来了两三天后，经过检查，佩雷斯的腰不好，要回去开刀，7月份以后才能来。当时，我对这个小个子球员也没太在意，直到他来了后才知道，佩雷斯的作用很大。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一年我们的运气实在不好，如果当时乌克兰7号来了，再加上佩雷斯，我们肯定会强了很多。
那位法国前锋加西亚是有能力的，布雷是后卫，也不差。法国外援来了后，提出的条件是不住队里，吃住都要在南京东路上的海仑宾馆。这也就意昧着他们把申花队两年多来对外援的规矩全给打破了。法国球员还要求三顿饭都在海仑宾馆，但经过我们协商后决定，上午训练完后他们中午在队里吃饭，晚上训练后才回饭店。
过去俄罗斯球员在队里，与我们都是同吃同住，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并没有什么特殊。法国人在江湾吃午饭，提出必须要有生的西红柿、黄瓜和青椒。
高佳与拉德过去吃饭时都是在一个桌上，这时增加了法国人布雷与加西亚。平时高佳每次都是最先到餐厅的。这天他一进来，见桌上有西红柿、黄瓜等，便叫了起来：“噢，法兰西！西红柿，黄瓜，啊！”那种感觉，又有高兴，又有讥笑，还有情绪。他认为因为来了法国人，他才有这许多新鲜蔬菜。
同样是外援，有区别后肯定会有矛盾。拉德后来也找到了我，说他也要住宾馆。
我说，你一个人住什么宾馆？他双手一摊说，他们都住在宾馆里，我为什么要住在队里？最终我们双方达成了协议，允许他在每周比赛前，可以在白玉兰宾馆自己点一顿晚餐。比赛后可以在白玉兰宾馆住一个晚上。当时高佳住在队里，放假时，只有我和他在队里作伴，还有管理员小陈，整个基地就2个人。他有时晚回来还要敲小陈的门。太晚了叫不醒，他便自己爬上来，也挺可怜的。现在的外援都是住宾馆，大连万达队的外援更是一人一幢海边别墅。
法国人与俄罗斯人经常会对比，好在这种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工作。也许是外援的“法制观念”比我们强，签好了合同就要遵守。但我看得出，高佳心里不太舒服，有时在我面前流露：“啊，法兰西，海仑！”好在我的威信在，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
经过外援的调整后，我们第一轮的成绩是20分，比1995年拿冠军时的第一轮成绩只少2分。进球1995年第一轮是23，这一次是21个，也只少两个。
应该说，我们上半年的成绩还是不差的，三个外援的能力确实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甲A球队来说，好的外援，确实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讲今年的山东队的3个外援就非常起作用，守门员加强了后防线，中场过去粗糙，现有了14号，灵活多了。而21号前锋有速度有拼抢，非常硬朗。
1996年大连万达有佩莱和斯文森，1998年我在万达队的时候，有汉斯、金斯和内梅切克，最为明显的是国安队。这几年国安队全是靠3个外援打天下。今年一度不行，后来把卡西亚诺召回来，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我在中花的三年里，1994年、1995年与1996年相比，1996年在外援身上花的代价最大，外援测试的人数也最多。1995年莎莎、高佳和瓦洛佳，只有瓦洛佳作用不大，但是其他两人作用太大了。好在1995年其他队都没有外援，大连万达队几乎没有，只有我们和广东队有。
1996年外援各队就招得多了，但是我们申花队1996年的外援只是在法国球员来了之后，才算到位了。应该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加上拉德和高佳，这5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太短，法国人5月才到，佩雷斯下半年才打比赛，在时间磨合上不够。
法国的外援打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0比2落后，我调上佩雷斯，队伍马上打得很漂亮，后来扳成3比3。另外在对澳大利亚联队，对天马一和队时，也是佩雷斯和布雷打得好。加西亚虽然打得慢，但他能够拿得住球，也有作用。
回顾这六年以来，申花队的外援与全国相比，不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就像今年的大连万达队。
寻找外援的工作并不是有钱就能行，与队伍的风格融合才是最为关键。万达队找北欧的，身体壮、粗矿，与大连万达队的队员情况相同，北京国安找南美的，个头、球风与自己差不多，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
5。足球有时说不清
1996年甲A联赛，我们没能如愿蝉联冠军。在争夺冠军的道路上，我们与大连万达队一直咬到最后第二轮。其中我们数次有超过的机会，但是一直没有把握好，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七连平”的一段战役。
如果说1995年夺冠我们一开始准备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1996年的联赛，我们一开始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第一场我们大放异彩，主场3比0大胜气势汹汹的四川全兴队。这场球我们打得真是漂亮。原来我们担心可能实力下降，担心外援能力可能不行，但这场比赛后我们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空。大家认为我们的水平，绝不比1995年差，我们似乎在激情不减的情况下，比1995年踢得更理智。当时所有的上海球迷都认为，1996年申花还能拿冠军！
第二场在昆明客场对八一队。为了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我们差不多提前了一周，并带了自己的厨师奔赴昆明的，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世博大酒店住了一夜，陈良宇副书记请全队吃了一顿饭。吃饭期间他再三叮嘱我，到高原后第一天不要动或者少动。这是根据他从多方面了解到的有关高原地区的经验。他还告诉我，胡耀邦同志当时去西藏，到了拉萨以后当地人劝他先休息一天不要工作，但他不听，下了飞机马上工作，结果来了高原反应，病倒了，第二天就送回去了。我对陈副书记说，昆明我们常去，体育运动的高原反应与普通人还不同，完全不动还不行，但你说的少动还是对的。他说，根宝，我和匡迪同志也谈过此事，希望我们认真对待高原反应。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要记住啊！”
第二天我们到了昆明后，基本上是听从了陈副书记的提醒，结合运动队在昆明高原训练的经验，我第一天在慢跑、做操后，主力队员基本上自由掌握活动，上一场没有上场的替补队员加强了一些对抗训练，也只是小范围的抢截训练。
由于八一队第一场赢了国安队，我们又是去年的冠军队，因此大家对这场比赛挺关注的，再说我们提前近一周到高原，特别引人注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专门委托云南电视台拍我们在昆明的训练和生活情况。
第一天，他们把我们跑步、做操以及对抗训练的场面都拍了下来，第二天，在当天晚上的体育新闻中播出来，并解释说，为了打好对八一队的比赛，申花队到达昆明的当天，徐根宝就带队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大运动量训练，这个报道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周日，我们与八一队的比赛，先赢两球最后被八一队以两个角球扳平，到手的胜果丢了。
回到了上海后，第二天上午，俱乐部便通知我去郁知非的办公室。到了那里后我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两人在等我，一脸的严肃。沈立恭说今天找你谈这么几件事。第一，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临走前陈副书记所说，到高原后要先休息和少练的提醒？我说我们的量已经是很小了。他说中央电视台已经报了，你们进行了大运动量训练。我说这里面是有出入的。第二，定位球的训练一直是个问题，你们昨天却输了两个角球，你们总结了吗？
沈立恭还说，陈副书记一再让我关照你，不要把他作为上海的领导来看，而应该把他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意见。
我们没有拿下八一队非常可惜，在最后关头场上确实出现了队员体力不支的情况，而且也更如陈副书记所说的，我们的任意球和角球的训练并不多，陈副书记的几点意见提得非常正确。但是足球比赛有时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