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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地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土顿跟“裂蛋”
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第二十六章
我们在沙凡纳车站下车。当地下着倾盆大雨，我和公苏钻进车站，我买了一杯咖啡，走出车站，站在屋檐下，思索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计划，因此，喝完咖啡我就取出口琴吹了起来。我吹了两首歌，结果，呵，一名路过车站的家伙丢了一枚两毛五硬币在我的咖啡杯里。我又吹了几首曲于，过了一阵子，咖啡杯里装了半满的零钱。
雨停了，于是我和公苏就信步走了一段路，来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我找了张长板凳坐下，又吹了一阵子，果然，人们陆续丢了些两毛五和一毛硬币在咖啡杯里。公苏会过意来，有人经过它就拿着咖啡杯走到人家跟前。一天下来，我赚了将近五块钱。
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公园一张长板凳上，那感觉真好，夜色清朗，星星月亮都出来了。
早上，我们吃了些早饭，等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辰，我又开始吹口琴。那天我们赚了八块钱，第二天赚了九块，一星期下来我们的收入相当不赖。过了周末，我发现一家小乐器行，于是进去瞧瞧能不能线到一把G大调的口琴，因为一天到晚吹C大调渐渐觉得单调乏味。我在角落看见一台二手电子琴要出售。那台琴看起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