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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往事。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机会回到当年抗战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在艰苦年代曾与之鱼水交融的乡亲们。他解放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尤其是长期在高层机关，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了，他们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曾为之憧憬的美好社会真的在一步步地接近吗？所有这些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将军来说，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却如雾里看花。今天，中央要求军队参加“四清”，久寓内心的这个情结，可以如愿以偿了。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打击了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的歪风，对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缺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直至上层，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社教这个词是从我妈妈那里。她和其他两个阿姨去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就是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后来被称为是桃园经验的那个讲话。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当时我妈妈她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和她一起去听报告的阿姨讲起来挺激动的，可能是被报告的内容所感染吧。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妈赶紧打圆场：“你又没有下去，就会说风凉话！”父亲还是他常惯于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听都没在听似的，只顾急匆匆地吃他的饭。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据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注：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2001年2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过程：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从目前已公开的档案中，仅有1964年8月27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上的批语及有关注释。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144～145页）
军队介入四清已是后期了。前期的四清是怎么个清法呢？原来在邗江附近的句容县参加社教的江苏省干部李自强，后来被派到父亲领导的社教工作队，负责内勤工作。他写书回忆自己前期参加四清的经历：集镇上的供销社卖面点和烧饼油条，职工学习后，自我对照检查，有些人就承认，贪污没有，但多吃多占还是有的。“行，只要说出来就好”！怎么个多吃呢？“每天上班，开锅时吃根油条，有时也吃碗面。”这下该给你算账了。一年365天，一天一根，就是365根；三分钱还是五分钱一根，你来店里有几年了？这样算下来一加，还不得多吃了几千根下去。通常吃油条的都算成是五六百块钱；吃面的是七八百块钱。退赔吧！有的人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搬出来退赔。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也有多吃多占的。晚上开会，拿出两斤米烧个饭什么的，集体吃了。开始也是自我检查交代，一算账，全部退赔。每个生产队都要查出个三五百块钱，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尤其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哪里见过这许多的钱。退不起怎么办，干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寻死上吊。李自强说，他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团也都有两三个自杀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农药的，都有。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搞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全乱套了？于是又下发了23条，要求纠偏，迅速把干部解放出来抓生产、抓工作，多吃多占就不算是贪污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检查组，成了检查工作队的工作队。检查出来一律免于退赔，各地一统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来的工作队受不了了。他妈的，折腾了一年，就这个成果啊！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富贵之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历代商贾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青楼粉黛，如过江之鲫，千帆竞会，觥筹交错，一掷千金。但就在扬州城外几十里路的乡下又是什么样的呢？
苏北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还是李自强说：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男人们用块布围在腰上，到了插秧季节，男的下田整个不穿衣裳。妇女出门总要带把伞，田里车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当的，好遮挡一下啊！整个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根本就没有商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东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杂谷。没钱娶老婆，只好兄弟俩合一个女人，像这样的人家一个生产队总有个把两户。
方巷或许会比句容好一些，毕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贫穷也是超乎了这些北京来的干部的想像。这地方洪旱灾害不断，农业常年歉收，随处可见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现象。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的落后，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与人之间除了为鸡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有的人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圆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识，对他们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说起来，方巷大队也有14名党员。可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党员，也不知道大队有这么多党员，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赌博——以当时“四不清”干部的标准衡量，这里的干部都可称为“四不清”了。人们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中。他们从整体上麻木了。
和当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相映，这，也是中国的农村！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