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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博士陈能宽说：“我还从未听到过哪一位高级首长做过如此动人的演讲。永远忘不了这位上将把‘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改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真诚、细致、入情入理。我相信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带着试验队伍，唱着歌、写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1964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单元，50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10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1985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20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1985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301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5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君当先。”一个“共”字，道出了两个人友谊的缘由。
许鹿希说：人们也许会奇怪，张爱萍，一个革命家，一个上将；邓稼先，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一个1910年生人，一个1924年生人，相差了14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安徽人。两个截然不同经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谊。为什么？
许鹿希写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计。”（注：许鹿希《至纯情谊众心所归》）
我父亲呢？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和珍惜与邓稼先的情谊呢？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解答，他写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英雄相惜啊！这就应了我本书开头扉页上的那句话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地处四川绵阳的九院。他们告诉我，80年代初，由于你父亲的力挺，九院终于从大山里搬出来了。老院长胡仁宇像是在讲故事：“当初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检查工作，晚上闹肚子，出去找厕所，老也不见回来，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儿冲鞋子……他狼狈地说，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荟萃了共和国的精英，它无论到哪儿，都会给当地带来好运，绵阳被誉为科学城。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朱镕基总理来过后特拨了巨款用于九院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每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分来都能获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资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邓稼先时候的九院了。
听完了一些当年创业者的故事后，总难免疑惑。无疑，物质条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会出成果吗？过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吗？青年学者的论文为什么一定要由领导、由学科领头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学问的人，热衷于搞关系、搞经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那灯火通明的景象了，我们的专家们，他们都到哪里去打发业余的时间呢？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规律？
九院，曾是大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呢？一个大科学家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造就出来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是偶然还是必然？当年在青海金银滩的时候，伴随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他们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后来他们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沟里，父亲去看他们，说：“不会寂寞的，当年司马相如就在你们眼前那块石头底下读书的嘛！”邓稼先接着说：“是啊，旁边九曲山大庙里，文曲星张哑子还在看着我们出成果呢！”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应有的人生态度！他们曾如群星灿烂……
马兰——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基地。
现在这里已经是很繁华了。展览室里，有父亲戴着墨镜、斜挎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架德国造莱卡相机的照片，皮肤被大西北的紫外线晒得黝黑；还有手拿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