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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6岁,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11、12、13、14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1961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40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
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
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264项,4700台、件;三机部143项,785台、件;
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
……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
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238~245页)
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
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