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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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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8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8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

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300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

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

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

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注:似指朱德。据史料记载,朱此时已离开陕甘支队。此处回忆似有误。)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彭雪枫这时已经调走了,陈赓接他的团长。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刘晓是组织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谈。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据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同志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多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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