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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20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棱登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蒋介石对北伐的背叛，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和围剿，逼得共产党人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武装。这时苏北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苏北大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北农民暴动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红14军，并抽调上海地下党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红14军的各级领导岗位。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和我讲起他最初打的几仗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的：
“第一仗，一枪没放。冲上去，敌人就跑了。第二仗，差点淹死。我带一个连冲到土围子跟前，被条水渠挡住，我虽然不会水，但想这算不了什么，扑腾几下不就过去了？一脚踩下去，就没了顶，是别人把我捞起来了。第三次，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
“冲锋的时候，是通信员叫住我，大队长，血！我低头一看，左臂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下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就这样，父亲捡回一条命来。这个人解放后还在。父亲记住了他，叫孙蓬仙。
这次伤后留下了残疾，他的左臂再也不能翻转了。多年来，他最习惯的站立姿势就是把左臂弯曲地收在腰间，后来这竟成了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标志性姿势，如周恩来。
对军人来说，伤残的肢体是他们的荣誉。
红14军在我军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父亲因为治伤去了上海，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他辗转去了中央苏区。也许是他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吧，让他留在共青团工作，一干就是4年。从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干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总训练部长、少先队总队长，1933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柯察金。也许是在团中央工作的原因吧，给了他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广泛接触的条件，像周恩来、博古、朱德、顾作霖、任弼时，还有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罗荣桓、张鼎丞、邓子恢，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生气挺足的年轻人。
父亲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独有的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和学识的热血青年，有一种全新的观念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写出大量的文章，《我们怎样进行阶级斗争》、《青年工作的组织与领导》、《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等这类的专题，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见著笔端。他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并谱写军歌。他率领少先队员们配合正规军作战，活捉韩德勤。但他们不认识他，还像对待一般俘虏一样，；放下武器的，一律发给路费，送他回家。这一疏忽给他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后果。8年后，在抗日战争中，韩德勤出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10万，成了他在苏北反摩擦斗争的死对头。
在共青团中央的几年中，他的眼光和思路打开了，思维层次提高了，思想方式更加趋于理性化，在气质上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浪漫。同时也学会和掌握了群众工作、青年工作的艺术，以及高层机关工作缜密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团中央工作的特殊性，使他能够经常地、毫无顾忌地和党内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军事家、理论家接触。这对他的人生阅历和今后的政治生涯，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他的本性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
红色政权在危机中！他要求去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4年五次反围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根据地风雨飘摇。父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保卫红色政权。他送走了由少先队扩编起来的最后一批红军队伍，这个少共总队长，先入红军大学，紧接着被派往前线，编入彭德怀统率的红3军团，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与那些久经沙场的红军将士相比，他或许太像个小布尔乔亚式的白面书生了。但战争是不论背景和长相的，在残酷的拼杀中，很快就显现出了他超乎寻常的个性和品质。湘江战役，他率部队担任阻击，身先士卒，敢打敢拼，他拼命三郎的狠劲释放出来，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我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斗，红军伤亡达5万之众，湘江水成了血水。湘江两岸流传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在长征路上，他先后率领红12团、红11团、红13团，作为红军的主力，一路夺关斩将。土城激战、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一占遵义、老鸦山阻击战，然后是二占遵义、克贵阳、强渡北盘江、逼昆明、抢占金沙江绞车渡、大渡河、过藏区、翻雪山、过草地，然后是狙击马步芳的骑兵，一路打到陕北。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刻上了他的名字。翻开16军、22军（舟嵊要塞区前身）、38军、64军的军史，记载着这几支王牌军的前身红4师及所属红10团、红11团、红12团和红13团的辉煌战绩。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5年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
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有：军长何昆，师长洪超，团长邓国清，共青团时的好友，他的参谋长钟伟剑。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他的怀里，血和脑浆喷洒了他一身。
他的性格变得粗犷、豪放，言语辛辣、尖刻；他的意志刚强，喜欢独断；他不再热衷奢谈理论，而更崇尚实干；他的面容渐渐脱去了天真和无邪，变得威严而刻板；眼神由温情和忧郁，变得冷峻甚至冷酷；他总是腰板笔挺，再热的天也是风纪扣、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