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魇О茏龀隽俗橹崧郏�4师师部才从管镇搬来半城的。彭、张两人还是和长征一路走来时一样，相互照应着。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是洪泽湖旁的一个小镇。遵照华东局指示，在这里召开了4师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战斗失利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这完全是个巧合。邓到皖东北后，正赶上彭雪枫的路西失败，于是华中局责成由邓负责对彭雪枫问题的处理。
关于会议的情况，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甚至在一些很权威的历史书中都少有提及。1941年9月1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这是第一份正式处理意见；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作出决议；同时还有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和后来印发时的批语。
父亲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军部怕顽固派追到路东来，要我统一指挥2师的5旅，在津浦路设防，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是赵启民。5旅撤走后，留下13团，团长是胡炜。青纱帐起来了，我一直抵近到最前面侦察。这时接到邓政委的指示，要我马上赶回半城。根据地已经实行星期天制度了。”
“一进去，先遇到彭雪枫，彭说邓在后面等你，我问什么事，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邓见了我说，彭要调动一下，4师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也是华中局的意见。我怎么能同意？打了胜仗当然没有问题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彭雪枫已经压力很大了，不仗义嘛！我不干这事。我对邓讲，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还是要依靠他重整旗鼓，谁也代替不了，尤其是这个时候。邓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赞同了我的意见。”
“……我还要急着赶回前方，出来时，又见到了彭，他指指自己住的屋子，说你就住到我这里来吧。我说，我的部队还展开在那里等着我呢。”
看得出，父亲的意思是，总结教训、追究责任；以及迅速控制局面，稳定部队，恢复战斗力；二者相比，就当前形势来看，孰轻孰重，孰缓孰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他和彭雪枫之间，确有个感情问题。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但在父亲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至于这里涉及到的，关于对彭雪枫和我父亲任职变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原因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而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最高领导人都已过世。但我还是忠实地记录下来了父亲的原话，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一点佐证吧。
父亲谈话的基本内容后来写成文章，被收集在《回忆邓子恢》文集里。
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他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5个月后，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彭雪枫在初期的成绩，指出由于潜伏着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分析了造成失败的四条原因，指出，这次错误首先由该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负责。
父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经历过。彭雪枫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赞成这种态度，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
“我说，虽然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主力、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了，肖东、宿东地方武装还在，恢复是有基础的。”
“我不赞成因为有了问题，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尤其不能以个人恩怨替代党的原则。会前就有几个家伙找我和邓子恢，叽叽咕咕地，我说，要说就会上说去。我是看不惯这种作风，平时吹吹拍拍，到时候又落井下石。”
父亲继续回忆：“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会议后期，毛打电报要刘到延安，调中央工作。快结束时，又讨论了4师路西反顽失败的事。主要是邓子恢讲。我不赞成把责任统统归于一个人。敌人那样强大，我们是那样弱小，哪里能百战百胜？因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来，什么好大喜功啦，不执行上级指示啦，算总账，这是不公平的。饶（注：饶漱石，继刘少奇后任华中局书记）最后作的结论，还是维持原来的调子。”
父亲这个人，在共产党里算得上是个异数，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苏区的时候，批邓子恢同志也是，多印了些票子，就扣帽子，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无情打击。好像只有上纲上线，才能显出是最革命的。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就热衷于这些。得势的时候就吹捧，失势的时候就打击，这种作风，党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两个人真正的相知相交还是在这之后。
父亲继续说：“44年夏天整风，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四个师的领导。1师刘炎，2师张云逸、罗炳辉，3师黄老和我，4师彭、邓。这时陈毅调去延安，张云逸接替。会上，揭发陈老总闹独立性，哪天哪月，在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下午，各师同志发言，我说，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不符合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他脸一下子红了，别人都不好说话了。散了会，黄找我，说在会上怎么这样讲啊，谭也说，太不应该了。我说，什么应不应该？整风嘛，不是叫有什么说什么吗？”
我问父亲，你这么让人家下不来台，不怕整你？父亲哼了一声说：“笑话！”“直到‘文革’前，我都信奉党内是讲真理的，把整风变成整人，我是看不惯的。我后来给中央写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周恩来说，他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嘴上痛快了，就要付出代价。从后来查阅的档案中我知道，彭雪枫牺牲后，任命我父亲接替4师师长，华中局就是反对的，但中央坚持不变。
也许是父亲在会议上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吧，父亲回忆说：“晚饭后彭和我一起散步，他说过去对我有误解，他对少奇的话没有重视，路西反顽我没有看他的笑话。他知道了我不肯接替他的事，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在一起了，相互间还不了解吗？他也知道了华中局会上邓和我的发言。他说他们的做法是有意整人。”
“我们相识和共事已经很多年了，但这次，是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父亲感慨且动容地说：“他终于了解我这个人了。”
“天气太热了，洗澡时被冷水激了一下，起了风疹，住院了，是刘球（注：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夫人）同志给我治的。会议结束时，彭专程来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此次分手，又不知何时再见面了？我说，各自为党珍重吧！”
“为党珍重！”这在战争年代，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既是对胜利的期盼和祝福，也是牺牲的准备和决心。彭雪枫向西要回到淮北战场，我父亲向东要返回苏北战场，两个生死与共的战友都做好了在这场民族战争中牺牲的准备，但他们仍然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不想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父亲是在苏北得知彭雪枫牺牲的消息的，这时他调到黄克诚那里当副师长已经三年了。1944年9月15日，也就是彭雪枫牺牲的第四天，他接到命令，立即回皖东北接替彭雪枫任4师师长。
这么多年了，一谈起彭雪枫的牺牲，父亲总是很感慨，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彭雪枫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分手时他说，路西根据地，失之我手，还要复之我手。他真厉害！”
英雄也会失败，但他们决不回避失败，决不回避责任。父亲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气概。
彭雪枫牺牲在他打回路西的战斗中……豫皖苏真是彭雪枫的宿命！
3个月反顽，彭雪枫吃亏最大的就是没有骑兵。路西是平原（所以彭雪枫总说要向西发展以山地为依托），岳飞有句名言：“步利险阻，骑利平地”，果然如此。那三个月，4师被马彪的骑8师追着打，毫无办法。仁和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