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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去看望他时，因为怕孩子哭闹打扰他休息，妻子买了包糖豆让孩子捏着。这个爷爷看见他孙子时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从小就不教好。记住，要斗私！”这种严厉，对比他对我妹妹的疼爱甚至溺爱，我有时也会忿忿。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甚至家里的车我都不坐，再远再急，也是自己去想办法。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有一年春节，他爬上6楼，来到了我那个50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一家三口欢度节日。后来我分到了90平方米的房子，又是春节，他爬上了4楼，他和我妈妈商量：“他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今年春节，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过了？”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当我因为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而被冤屈挨整时，他找了许多哲学书籍寄给我，相关的页面上都加注了眉批，看得出，他的揪心和为我下的工夫。
应该承认，父亲的严厉会使我产生和他的距离感，每每想起总有一份说不清的隐隐的沉重。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萌生这样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有个名叫周立人的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半年，后来这位老同志从溧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每年入秋都给我家送一篓子螃蟹。他去世前，没有留下别的话，只是叮嘱家人亲友，记住，每年都要代我给爱萍首长送螃蟹。他对我父亲的真挚情感让人唏嘘不止，其实我父亲并没有特别关照过他。当我动情地将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时，这个新时代的小伙子竟说：“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折服的是我的爷爷。敬仰和爱戴他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给过他们什么利益，而是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他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安排工作，父亲说，你当领导不行，在我身边待长了，脱离实际，下基层去，好好补上这一课。这个同志很伤心，他说，我吐出的是血，可首长只看成是口红水……周围人也有说闲话的，无非是别人家首长安排关照身边的工作人员，怎样，怎样。我们听到后很尴尬，但谁也不敢告诉父亲。几年后，这位同志成了一个单位的领导，我去看他，他说：“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衡量他，不能用我们这些俗人的标准。他是我一生最敬仰的人。”
父亲退休后，1993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组织上决定任命我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我考虑再三，给上级写了报告：“……根据军官服役条令，我为国家服役已满三十年，我请求退出现役。”我的大半生都交给了这支军队，从普通士兵，直至军委领导人，他们都融入了我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军队更熟悉、更让我留恋的了，但人生似乎还有更值得我去追求和珍惜的东西。军委首长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们的子弟在部队的不少，但像张胜这样从一个兵当起的，怕也是不多的。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树的，这次是重用……他执意要走，老首长知道吗？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回答的还是他在我参军时说的那句话：“人各有志，随他吧。”
事后，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不会饿饭吧？”
美国影片《兄弟连》里有这样一段对白：Iremembermygrandsonaskedmetheotherday，hesaid：“Grandpa，wereyouaherointhegreatwar﹖”
“No，”Ireplied，“ButIservedinapanyofheroes．”
（有一天我的小孙子问我：“爷爷，你是大战中的英雄吗？”我回答：“不……但我与英雄一同服役。”）
被人格魅力所征服的影响将是永恒的。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赋有使命的。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哪一颗星会是他呢？我相信，这一代英雄，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曾经下界来，按毛泽东说的：“普度众生”。现在，他们要回归了……
我问他想听点什么，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表情。旁边的护士说，随便放点音乐吧，挑点他平时爱听的。我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盒《长征组歌》，音乐在病床前回荡：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
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父亲睁开了眼睛，我看见，一道光亮从他迷蒙的眼里透出，他听见了！
我记得和父亲改一篇文章，原稿中有一个词是“老红军”。我说，红军就是红军，干吗要加个“老”字？父亲说，有没有这个“老”字，可是不一样了。过去组织部门有过规定，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的都算是红军干部。但只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才能称“老红军”。
父亲说：“长征，开始不叫长征。五次围剿敌人是慢慢包围主义，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于是提出集中主力，突出敌人的堡垒圈，在外围作战，再打回来。当时我写过《外线打敌人》，登载在中革军委办的《革命与战争》上。原打算去湘赣地区同2、6军团汇合打回来，但湘江一战，遭到大失败，只好转道广西、贵州……刘少奇是军团政治部主任，下来了解情况，问部队有什么想法，我说就是一个：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又问我的想法，我说同样，不知道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里去。他说：你向部队解释，我们是要找一个能建根据地的地方……彭雪枫比我成熟，考虑得多些，他常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到哪里去呢？我说，管他呢，往前走吧……”
父亲说萧克曾经告诉他，说一个出身于英国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阴差阳错地和他们红6军团在长征路上走了18个月。我找来薄复礼的回忆，他写道：他们正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今天，长征已经成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缅怀它，重走长征路，试图领悟它的意义。父亲有他独特的理解视角：没有具体的目标，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这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怀有理想，是信仰的光辉照耀着他们艰难跋涉。
也许，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遗产——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信仰催生使命；而使命激励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心中理想的殿堂。
这或许就是他们承载一切重负和苦难的原动力，他的人生，就像长征。
父亲示意拿一张纸来，颤抖地写了几个字：“末日到了！”
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星球上确实发生过。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到曾经烧红过半个地球的“劳工神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呢？我不清楚，也许他也并不是十分清晰。但他确实从年轻时代起，到他的晚年，都恪守着他的理想，追求着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许他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但他确实是坚定的、从不动摇的。
也许，历史自有它运行的规律；也许，今天的社会本来就应该与他希望相去甚远；也许，他终身怀抱的理想永远只存在于梦里……
但怀抱着理想，终身为理想而战的人，本身就是崇高的，信仰是英雄人生和完整人生的必须，他们是时代的英雄。而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人类因为有梦想，才有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永远有着高擎着理想火炬的人物存在，人类黑暗�